中評智庫：台網絡化個人主義的影響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藝樺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發表專文《台灣網絡化個人主義的發展對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影響》。作者認為，移動互聯網激活了個人為基本單元的社會傳播結構。網絡中的個人通過對社交媒體、互聯網的整合使用，締結了以自己為重心的自我傳播網絡，構成了極為廣泛、具有鮮明異質性並超越時空的社會網絡。台灣地區政黨藉政論節目、競選網站、多元社交媒體增強與選民互動，強化網絡個人主義的社會網絡傳播功效。台灣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和身份認同差異在網絡政治傳播中被強化；輿論政治化提增了台灣青年與大陸交流的「焦慮感」；民粹主義藉網絡化個人主義形成社會問題；國民黨一味迎合青年選民，「本土化」深化；思維淺層化發展產生非理性跟風，個人集體責任感弱化，皆阻礙了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文章內容如下：
一、引言
2020年新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在全球擴散開來，台灣當局藉機阻斷兩岸民間往來，兩岸之間的信息溝通從現實轉向網絡世界。「網絡化社會中的人際關係與以往的工業社會裡的人際關係結構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可超越組織和群體的限制。個人通過與自己互動的社交網絡或網絡化的社會關係就可以建立高效且流動的協作。」〔1〕意味着網絡中個人的價值觀和能動性相比現實社會中的人際往來會更易被形塑。民進黨長期的「台灣主體意識」塑造加上打壓「中天」，鼓動發起多元挺「台獨」媒介宣傳，民粹主義、本土主義日漸蔓延至台灣社會的每個角落。
蔡當局以「XX肺炎」稱呼新冠肺炎、挑動台灣網民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知名人士如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新加坡總理夫人何晶、藝人林書豪和蔡依林等進行瘋狂的人身攻擊、與大陸網友開啟激烈的網絡罵戰，一度哄抬大陸民眾的「武統」聲音。兩岸間建立的民間往來情誼在網絡化個人主義風氣的盛行中日漸低迷，兩岸對抗情緒的熱化亦引發台灣島內「統派」的「寒蟬效應」。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進程受阻且影響深遠。社會網絡與傳播網絡如何共同對台灣民眾的社會心理產生影響，此背後的機制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探討，本研究的核心在於台灣當局是如何利用網絡化個人主義推動自我傳播網絡聯結社會網絡，並通過社會網絡散發影響，阻礙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二、網絡化個人主義在台灣地區的發展演進
「網絡化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這一概念最初由加拿大社會學教授巴里·威爾曼 （Barry Wellman）提出，認為是移動互聯網「激活了個人為基本單元的社會傳播結構」。〔2〕與個人相關的各項「業緣、地緣、血緣的角色保持着若即若離、若有若無瑣碎關係」，被搭建成具備交叉、多重和疊加特性的社會關係網絡，其中的個人被稱為網絡化的個人。網絡化個人主義的崛起，是21世紀一個重要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現象，通過「對社交媒體、互聯網的整合使用，個體締結了以自己為重心的自我傳播網絡，藉此個體可以構成極為廣泛、具有鮮明異質性並超越時空的社會網絡，由此形成了網絡化個人主義的現象」。〔3〕台灣地區的網絡化個人主義並不是突然發生的，其背後充斥着激烈的政黨競爭和政治社會化理念。
（一）2000年之前的台灣網絡政治傳播緩慢前行
回看台灣，1994年省市長選舉時，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首先成立「市政資訊BBS站」，發佈一些「政府」資訊，開設線上投訴等欄目，意在吸引年輕選民的投票。網絡政治宣傳由此開展。各個政黨通過在競選網站上宣傳黨派觀點，整合網絡支持者觀點，突出中心議題，吸引選民關注，形成黨派風格。此時由於社交媒體還未全面普及，衹有8%的選民會使用新媒體（包括地下無線電台、電視「call-in」節目、電子布告欄系統或者網絡）獲取政治資訊，且使用者多為青年群體，集中在學術圈和高科技產業內。
1995年後政論節目開始走向人們生活，政治廣告的出現使得政治和民主更像消費品，它標誌着台灣進入了一個政治消費時代。台灣民眾逐漸發現自己所擁有的選票可以成為監督和敦促政黨執行自身意願的砝碼。「自己的一票真的有用」引發了積極的政治參與。「參與型」的政治文化逐漸形成，公民對政治投以關注，並且認為大眾參與可以期待且有效用。同時，公民對政治廣告的心理開始成熟，開始要求廣泛的權利。台灣電視節目的call-in手段為民眾提供了表達意願的通道。在此階段成長的台灣新世代具備民主化色彩，對自身的投票權益有所認知，當成長為具備投票權的選民時，傾向於使用自己的合法權益。雖然相比其他年齡階段的選民，青年選民更傾向使用網絡獲取政治資訊，但是網絡政治資訊對於青年而言更多的是一種「非必要」的獲取，衹因網絡是青年交流的主要途徑，並非是完全為了政治目的而服務。並且各黨在利用網絡吸引青年選民注意的過程中並未能做到完全貼合青年選民的喜好。最初的政黨競選網頁設置內容過於複雜化和政治性，很難引起持續關注的意願。
這一時期，網絡政治傳播的興起刺激到個體的政治意識覺醒，行動仍處於群體為主，受單向輸出的政治傳播影響，還未能形成主動的政治互動。
（二）2000-2014：競選需求擴大網絡政治宣傳互動性
政治傳播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傳播對策，媒體是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重要渠道，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工具。爭奪對媒體的控制權即為選舉的勝利奠定了基礎。2000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贏得競選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國、民兩黨的政黨競爭進入新階段。為了贏得下一次選舉，各黨派開始爭相完善政黨競選網站的功能，注重開展網絡政治宣傳，加強與選民的線上互動。
競選網站為載體的網絡政治參與者向青年群體擴散。青年群體的群體性通過網絡轉向個體性，反感競選性過於突出的政黨行為，開始關注與個人情況相關的議題。伴隨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個體正逐步成為網絡中的基本話語單位，個人主義也獲得了部分的正當性〔4〕，青年群體作為「中國社會未來力量和現實力量的集合體」〔5〕的身份角色被分解，轉向個體性。台灣地區政治傳播的單向輸出特徵隨着競選網站開通網民留言區和信息互動功能日漸弱化，附加使用新媒體獲得政治資訊的青年群體具備更高的政治敏感性，實際上青年群體的政治參與熱情是有所提升的。
然而，台灣地區政黨的競選性過於突出引發了青年群體的反感情緒，反感情緒促成了青年群體同質性網絡聯結的產生。多國根據競選網站做出的研究結果證明競選中競選網站以及相關媒體的主要方向是服務於競選人的需求，而非選民的需求（Roper 1998；David 1999；彭芸 2001；Wang 2002）。對候選人而言，最重要的競選目標就是獲勝，其團隊的政治宣稿主要是為了影響選民而非真切地與選民溝通、傾聽民意。青年選民認為自身利益的訴求得不到響應，政黨競爭階段的承諾衹是為了獲取選票。從社會心理學來看，「群體的同質性能減少陌生感從而降低文化衝擊阻力」〔6〕。具有「反政黨」情緒的青年群體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聯合起來，促進了同質性群體的形成，以期為爭取和表達自身權益提供基礎，成為後期「太陽花學運」、「反課綱運動」等行為的群體召集鋪墊。
（三）2014年至今：社群媒體功能強化提升個人網絡聯結度
2014年「太陽花學運」將新媒體在台灣的使用推向高潮，新媒體的廣泛使用促使現代人的價值理念較之前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個人能動性凸顯。「受現代性影響之前的社會，人們的價值理念是團結性理念，人與人相互依靠，共同生存，為了維護這種生存需要，人們會約束自己的言行、思想。這種集體型價值理念在現代社會中正日漸隱沒，取而代之的是個體型價值理念的凸顯。〔7〕通過移動互聯網，個體的權利和價值得以提升並且被激活的個人資源成為社交網絡中的直接生產力。威爾曼指出，由個人網絡形成的聯結可能是分散的，但由此構成的網絡不但具有極強的社會支持能力，而且具有改變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
網絡媒體用戶普遍化推動政黨強化構建社群網絡，開啟網絡媒體領域的「選民爭奪戰」。「2017年台灣人每天平均花7小時49分上網，2小時3分鐘在社交媒體上，是兩岸三地之最。台灣 2017 年的活躍社群使用者共有1900 萬人，佔了全台人數的82.6%。其中，有1800萬人習慣用手機上社群媒體，手機社群媒體滲透率達到78%，排名全球第7。」〔8〕可見網絡社群媒體對台灣民眾的重要性，同時因其高參與度的情況促使政黨開啟對網絡社群媒體的強化措施，以便於獲得更多的選民支持。為了激發個體的能動性，培育個體的政黨偏好，台灣地區的社群媒體功能擴展被提上日程。各黨派以網絡直播、專屬APP、「臉書」、「油管」平台等等途徑擴大與選民的交往互動，整合觀察選民意見，培育網軍引導輿論方向。
網絡社區的構建提升了網絡政治傳播的互動性。台灣學者柯一青指出，「社區(community) 是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的一環，並不單單指的是村裡，更不以集合住宅為單元，應該屬於人心理互動的一種組織，並無固定的範圍與界限」〔9〕。網絡社區建設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可依據區域內個體的自我特性為其自動匹配出適合群組，也成為集會召集的重要平台。台灣通過構建社區文化認同來強化社區參與者的主體性，從現實幫扶發展至網絡聯結，意在把社區人員之間產生的聯繫與社區整體意識相融合，產生區域共識。網絡社區的構建可快速高效地聯結社區個人力量。眾人皆知的「太陽花學運」及「反課綱運動」之所以可快速集結大量人員，不可忽視社區網絡和各大社交媒體的集結作用，發起者通過各種社交平台聯動、協作，最後形成「無組織的組織」。此時的網絡化個人主義達到高潮，個人的政治關注度和參與度得到明顯提升。
三、台灣網絡化個人主義影響兩岸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具體體現
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兩岸以一致的身份認同 、明確的共同利益和有效的制度規範為支撐，網絡化個人主義在台灣的發展映射出台灣島內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變化，這些變化影響着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一）台灣民眾的「台灣主體意識」和身份認同差異在網絡政治傳播中被強化
身份認同對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意義非凡，網絡化個人主義一方面為多元理念的碰撞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成為台當局通過網絡塑造「台灣主體意識」、強化「台灣人」身份的工具。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群際區分提升自尊」，「台灣人」的自尊是通過與「中國人」的社會比較而實現的。〔10〕國民黨退台後，台灣走的是與大陸完全不同的政治發展之路。台灣整體傾向將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視為「自我」或「我群」，而把與西方民主不同的制度稱為「非民主制度」，一律視為「非我」或「他群」。〔11〕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便是「他群」之一。早期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以及與台灣經濟「四小龍之一」的光輝歲月的對比令民眾對大陸帶有偏見和刻板的印象，認為台灣比「一黨專政」的大陸各方面都要先進。
台灣當局為了穩固權力地位，長期貫行「區別兩岸，突出台灣」的排他布局。通過整合黨派、社團、提出可以塑造群體同質性偏好的聯結理念，如將台灣的「尊嚴」同「台灣主體意識」相關聯，「台灣命運共同體」等利用民眾的模糊性身份認知力圖將台灣民眾吸引至黨派的支持群體中。新冠疫情阻斷了兩岸的民間往來，民進黨藉機利用網絡媒介深化台灣社會對大陸的分離意識。兩岸長期分離，有效溝通缺乏的現狀也為「獨」派勢力的擴大提供了契機。納粹黨徒戈培爾曾稱「重複是一種力量，謊言重複一百次就會成為真理」。當民眾不明真相時，通過虛假的重複性宣傳以得到民眾的認可，繼而「弄假成真」通過控制大眾媒介，數十年持續推送大陸「威脅」論，營造「亡國感」，哄抬仇陸氣焰。
現代化產生了結構的變異，結構和功能專門化的子系統出現並且成為一個體系。〔12〕在報紙、電視、廣播和雜誌在內的大眾傳媒影響下，部分受眾形成尋求政治暗示或避免認知失調的心理傾向。〔13〕多數的新聞節目和政治類節目為了尋求最大化的利益，大都有意突出特定黨派性來迎合他們的目標受眾，致使以統「獨」議題為核心的政治兩極分化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民眾將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因政治分歧所造成的身份認同危機中，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2020年7月3日公布的三份民調調查結果顯示在兩岸關係方面「維持現狀」仍占據主流，但是有下降趨勢，且「偏向台灣獨立」有27.7%的支持度，是該研究中心近30年的最高數字。〔14〕
（二）輿論政治化加深台灣青年與大陸交流的「焦慮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人與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溝通。要多關注兩岸青年交往，保證多平台多交流，實現人心相通。
「獨派」政黨時刻營造的「恐中」氛圍刺激台灣青年的政治情緒。政治世代理論認為，青少年時期是價值觀念的形成期和塑造期，一旦形成，到中老年都不會有太大的偏差。民進黨組成中含有「台獨」成分，其政策以及相關的政治衍生品或多或少帶有「台獨」色彩，加之渲染統「獨」議題取得的吸票成績，台灣的政黨政治發展很難摒棄統「獨」議題的影響。現今省籍矛盾、階級矛盾相對弱化，營造台灣處於日漸強大的大陸旁側的「亡國感」，兩岸關係的報道中，時常出現「中國打壓台灣國際空間」「中國2000多顆飛彈對準台灣」「中國要吞並台灣」；涉及兩岸經貿往來是「由經入政、統戰台灣」「錢進大陸、債留台灣」「人才外流、掏空台灣」等等論調。青年在這樣的台灣社會中生活，其「國家認同」、政治認同都會在這種持續的惡質輿論環境下受到深刻影響。
兩岸青年交往的社會焦慮感走高。社會焦慮感強的人傾向於通過網絡建立人際關係，並對其進行管理。因網絡具有匿名性、物理空間存在距離以及異步性，為現實焦慮感較高的群體提供了交往和發聲的可能性。〔15〕由於台灣網絡化個人主義的盛行，現實中所迴避的嚴肅話題會通過網絡媒體平台表達個人觀點，多元觀點的激烈碰撞會產生更多焦慮感，憤怒、焦躁、不被理解的「非理性」情緒被刺激產生。回看兩岸在網絡上的爭鋒，政治問題引發的兩岸網友罵戰現象頻發，小至個人，大至國家，都在哄抬兩岸青年的政治負情緒。名人的政治態度備受關注，其粉絲團體在網絡上的狂熱支持在面對國家統一問題上也自動劃分成兩層。如台灣藝人周子瑜、歐陽娜娜等未經證實下被爆出有「台獨」傾向引發兩岸網友的激烈罵戰，公開道歉後網絡上的對抗熱度依舊不減。有人感慨「網絡力量的可怕，毀了前途」。輿論政治化加深了兩岸民眾對各自政治文化的認知，拉寬了兩岸青年交流的距離，環球時報報道稱「不要給台灣藝人亂扣帽子」，希望珍惜兩岸情感。然而現實是新冠疫情下台當局的「以疫謀獨」，ECFA的停止，兩岸交流的斷層，網戰頻頻，大陸「武統」聲高，台灣「亡國感」之憂慮更甚，形成惡性循環。
（三）民粹主義藉網絡化個人主義形成社會問題破壞兩岸利益聯合
共同利益是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支撐，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兩岸互利雙贏，增進兩岸同胞福祉，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宗旨。
網絡化個人主義助力台灣社會運動並影響兩岸的利益聯合。信息網絡化對台灣的社會運動作用顯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建構信息網絡將議題認知普及化, 刺激社會情緒與集體意識的形成；第二，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可以繞過傳統媒體自身設置的「把關機制」(gate keeping) , 獲得獨立的信息發佈和傳播渠道，進行自主發聲；第三，推動社會動員，構建起因同一議題的「想像共同體」；第四，形成互助網絡。促進外界對於社會運動的瞭解和認知，尋求外部支撐；第五，籌集資金和獲取資源以支持運動的進行。〔16〕例如，2014年3月，台灣地區的高等院校學生群體、民間團體（「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發起了「太陽花學運」，反對暗箱操作通過「服貿協議」、要求退回「服貿協議」、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等。
反服貿人士首先通過「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與「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Facebook粉絲頁, 連篇纍牘地發佈反對公告與抗議信息，藉「網書」強大的粉絲量和轉載機制擴散信息，尋求抗議支持者。從信息發起到佔領「立法院」再到退出「立法院」，全程信息現場直播，並持續號召動員更多的人加入，「在學運開始後僅一周時間, 就有35萬名粉絲加入『反黑箱服貿協議』的Facebook社群,『反黑箱服貿協議』發佈的聲明則被迅速轉載與分享, 傳達到接近二成的台灣人口(430萬人)。」〔17〕這些參與者部分來自於大學社群網絡，部分來自於親友網絡轉載後的應援，都凸顯出網絡化個人主義多層次、多結點的聯合作用。
民粹主義泛化，兩岸融合受阻。「青年群體以強有力的姿態與運動訴求站上台灣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其思想訴求鮮明有力，直指執政當局，其『反叛』行動頗具有破壞力與震懾性，對台灣政治格局、社會秩序與民主思想帶來強烈的衝擊與影響。」〔18〕有學者認為「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青年中的民粹主義思維加劇了，整個網絡的輿論環境也是越來越被這種情緒所控制。〔19〕「太陽花學運」映射出這樣一個現實境況：青年群體對社會熱點關注度的提升以及應對的敏感性和偏激性一並提抬，並且已經將網絡召集和群體性同質塑造作為權益表達的重要路徑，由此衍生出的激進行為已經完全偏離民主的本質，對兩岸利益的聯合造成持久性的衝擊。
（四）一味迎合青年選民，國民黨「本土化」深化
為了更好地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國共兩黨應致力於聚同化異。
政黨理念、領導人形象以及固有支持群體的號召力都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參考因素。民進黨藉新媒體長期刻畫塑造國民黨組織老邁、缺乏活力、「親共」的形象，使得台灣社會尤其是青年群體對國民黨形成了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腐朽政黨的認知，無法產生對其的吸引力。信息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加上新媒體的影響，青年群體距離國民黨愈來愈遠。老舊的人員結構無法時刻掌控喜愛在社交媒體中交往的青年群體思想，國民黨提出的議題吸引力不足，政黨的信任度也有所下滑。為了扭轉不利的競選局面，「在社交媒體中，國民黨開始頻繁使用網絡語言，討論社會議題，發起志願者活動，推動環保建設，關注弱勢群體，不斷依靠新的社會議題來培養公眾對國民黨的認知與接受，使得國民黨在公眾心中開始呈現出具有『關懷、活力與年輕』文化的政黨。」〔20〕但相比民進黨，國民黨的青年選民支持度仍處於下風，加上每到競選時期，統「獨」議題便會被高調拋出，民意就會出現偏轉。自蔡英文2016年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以來，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發展停滯，民調顯示其黨派的民意支持一度下滑，然而民進黨藉操弄香港「反修例」事件，強化台灣民眾「亡國感」，在短期翻轉民意，2020年在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中以817萬高票連任。看到民意對民進黨的偏向後，國民黨內部有聲音稱其失敗的原因在於承認「九二共識」，因民進黨長期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進行捆綁，模糊台灣民眾對國民黨的認知，必須提出新的兩岸政策論述。
「本土化」的國民黨不敢喊「統」，並在每次的競選失敗後對自己的行為和對手的競選策略進行反思和模仿，並「以此為依據改變自己的行為和論述以增強對選民的吸引力」〔21〕。國民黨新任黨主席江啟臣一上任便積極推進制定新的兩岸政策論述，成立「改革委員會」。定調兩岸政策「以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延續兩岸互動，強調反對台灣獨立與中國的『一國兩制』」。〔22〕此次提出的新兩岸政策刻意分割了「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明確「中華民國憲法」基礎，其他並無過多改變，可看出是在效仿民進黨的選舉策略，一切為選舉服務。新「九二共識」獲台灣本土派與年輕世代的支持。對此，台灣學者稱「當『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框架轉換成『九二共識、「中華民國」』架構時，已未見『一中』」。〔23〕可見國民黨對青年世代的思想偏向，「青壯派」的代表江啟臣意在藉機整合黨內思想分歧。在2020年9月2日國民黨公布的黨員民調顯示，黨內高達81.5%的黨員認同江啟臣提出的「在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基礎下推動兩岸交流。迎合青年群體勢必會造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趨同化，國民黨內的「去統」氛圍正在悄然蔓延。國民黨的「去統」行徑為當下「統」聲漸弱的台灣社會再添陰霾。
「台灣意識」的固化亦會催動政黨朝着民意希望的方向改變。前文提出國民黨將敗選原因歸責於「九二共識」，事實上也是陷入到「台獨」勢力營造的社情民意裹挾之中。民進黨長期推行「台獨」，固化「台灣意識」，現今世代翻轉，已然到了其政治成效的收割期。民進黨吸納了大量的青年選票，連帶藍營也受到影響。國民黨內「青壯派」重利益輕意識的特性正一步步蠶食國民黨的核心觀念。被選民帶着走，缺乏核心領導理念，損傷最重的衹會是國民黨本身。正如學者張文生所言：「將敗選推給『九二共識』是極不爭氣的表現，國民黨敗選是黨內部團結與失去話語權所致。堅持『九二共識』是國民黨的優勢而非劣勢，國民黨如果拋棄自己的優勢不要，可能很快就會被第三勢力的其他政黨取代。」〔24〕屆時整個台灣的政治風氣將會與「台灣意識」高度化的民意形成相互裹挾的局面，兩岸的融合也將備受遏阻。
（五）思維淺層化發展產生非理性跟風，個人集體責任感弱化
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兩岸同胞可以形成全球風險共識，意識到全球化下風險的並聯性，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需要兩岸中國人民同心協力。
新的信息生產模式促使民眾思維淺層發展，產生非理性跟風行為。網絡化個人主義的泛化會刺激產生新的信息生產模式，一起參加社團活動的人們不再需要擁有同樣的社會地位，異質性的行動者組織的群體也可以通過團隊運動實現信息和資源的多樣化互動，成員則能獲得更高的潛在利益。蔡英文當局所培養的「1450」網軍，成員涉及台灣社會各個階層，經常採用集體出征的模式，惡意詆毀和污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支持人士，同時醜化大陸抗疫成效，抹黑大陸惠台政策，鼓動民眾支持「軍購」，經由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進行的信息傳播，產生巨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25〕惡化台海局勢。
四、結語
長時間、高頻次的吸收網絡傳播信息容易陷入網絡的信息碎片化和淺層次的特點帶來的陷阱中。人們思想層次長期處於淺層思維，缺乏對事物的深入思考，容易被誘導，做出不理性的行為。部分民眾盲目追隨民進黨當局的冒險行為，在網絡上惡言惡語。其次，網絡思維易呈現極端化，為了獲取高點擊率而衍生出眾多不同於常人的行為，淡化辨識能力，強化個人偏見，在網絡上篩選到的都是偏向自身所思所想就會使得治理變得愈發困難。滿足私慾，衹顧眼前，不顧大局的情形時有發生，增添了社會風險演變的不確定性。台當局藉勢「以疫謀獨」、「以武拒統」等等行徑是在跟隨美國擾亂台海局勢，本質上缺乏對風險社會的深度認知，衹看當下，缺乏大局意識。如此發展，人將更關注自己的價值，而非集體利益。將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前，為了集體而犧牲個人的思想漸漸隱沒。
台當局阻斷兩岸往來，認為是在完全地規避風險，但是風險指數並未因此降低，反而為網絡化個人主義的全面蔓延提供了契機，抬高台海風險爆發的概率。根本矛盾並未轉移，相反會導致風險在區域內的惡性膨脹，影響台海穩定局面。
注釋：
〔1〕姚子健：《網絡化個人主義—一種新的社會運行機制》，《應用新聞研究》，2019年第10期。
〔2〕喻國明，馬慧：《互聯網時代的新權力範式：「關係賦權」：「連接一切」場景下的社會關係的重組與權力格局的變遷》，《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0期第7頁。
〔3〕傅正科、嚴夢思：《網絡化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崛起：社會網絡、自我傳播網絡與孤獨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4頁。
〔4〕［挪威］賀美德，魯納著；許燁芳等譯 ：《「自我」中國—現代中國社會中個體的崛起》，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15頁。
〔5〕趙化剛：《國際視野中的青年：定義、屬性和問題》，《青年研究》，2005年第7期。
〔6〕余慧：《同質性、異質性與社團參與》，《大觀周刊》，2012年第50期。
〔7〕傅正科、嚴夢思：《網絡化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崛起：社會網絡、自我傳播網絡與孤獨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3頁。
〔8〕任冬梅:《台灣臉書(Facebook)的發展情況》,中國台灣網,http://www.taiwan.cn/plzhx/zhjzhl/zhjlw/201901/t20190116_12132508.htm檢索日期：2021-3-24.
〔9〕柯一青：《二十一世紀台灣社區營造論述之形構》，白象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 7頁。
〔10〕陳孔立：《台灣民意與群體認同》，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70頁。
〔11〕陳孔立：《台灣民意與群體認同》，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72頁。
〔12〕［加］哈里·蒂根森、馬元平：《社會工程與政策事實的理論探析》，《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
〔13〕C. S. Liu：Partisan Orientation and Selective Exposure during Taiwan』s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NO.2 (2009): 51–70.
〔14〕《台灣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認同創新高 但維持現狀仍是主流民意》， BBC新聞，2020-07-14.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3391406 檢索日期：2020-10-15.
〔15〕傅正科、嚴夢思：《網絡化個人主義在中國的崛起：社會網絡、自我傳播網絡與孤獨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2頁。
〔16〕信強、金九汎：《新媒體在「太陽花學運」中的動員與支持作用》，《台灣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
〔17〕吳中傑:《史上最大學運推手:自由網工具》, 《商業周刊》1377期刊, 2014年4月, 第34-36頁。
〔18〕孫璇：《台灣「青年反叛」現象與青年社會運動演化機制研究》，《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6期。
〔19〕唐樺：《新時代深化兩岸青年交流的實踐與思考》，《現代台灣研究》，2020年第2期。
〔20〕艾明江：《信息技術與政黨革新:國民黨在新媒體時代的舉措與挑戰》，《台灣研究》，2016年第5期。
〔21〕朱松嶺主編：《2014台海觀察》，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25頁。
〔22〕《國民黨兩岸新論述：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自由亞洲電台（RFA），2020年9月7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cm1-09072020064946.html
〔23〕《柳金財：國民黨新兩岸論述之政治效應》，新加坡《聯合早報》，2020年10月21日。
〔24〕《藍營敗選因「九二共識」？陸學者批搞錯方向》，《聯合報》，2020年1月22日。https://udn.com/news/story/12667/4302968
〔25〕姚子健：《網絡化個人主義—一種新的社會運行機制》，《應用新聞研究》，2019年第10期。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