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兩岸雙向交流三十年 李安談情懷

202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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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中)向在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事業上耕耘三十年的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右)、台灣中評社長俞雨霖(左)贈送《海峽兩岸新聞交流30年紀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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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台港澳工作部前主任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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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接受中評社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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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講述親歷兩岸新聞交流三十年的點點滴滴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台港澳工作部前主任李安近日接受中評社專訪,回憶親歷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三十年的點點滴滴。在兩岸關係風急浪高的今天,李安寄語兩岸年青一代新聞人,要抓緊時間苦練內功。他認為兩岸交流會等到春暖花開的一天,因為「事物發展是螺旋性的,有時候會出現反覆,有一些挫折,但是不會一直是倒退的。」

  李安1991年到中國記協從事與港澳台新聞交流有關的工作,1998年擔任中國記協台港澳辦公室(後改名為台港澳工作部)主任,幾乎見證了兩岸新聞交流從無到有,再到發展壯大的全部歷程。李安在中國記協工作期間,主要參與組織、主辦了兩岸記者聯合採訪、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兩岸新聞院系大學生新聞營以及其他新聞交流互訪等活動,與不少兩岸記者結成了好友,在他看來,新聞除了要做到公正、公平、客觀,還要全面,「在報道一件事時,如果專門找它負面的地方,也可以找到,但除了這一面,還有另一面,可能另一面比這一面佔的比重更大。兩岸媒體應該都做到真正反映對方的全面情況。」他也認為不應該忌諱台灣記者看到大陸不好的方面,因為任何社會、任何國家都會有自己的問題,政府就是來解決這些問題的。問題解決了,社會就進步了,同時又會出現新的問題,這些都不需要迴避。「也許對方的觀念難以一下改變,但是讓他看到真實的東西,總會有觸動。」

李安參與編纂的《海峽兩岸新聞交流30年紀念文集》已出版。他說,編輯這本文集的初衷是記錄下兩岸新聞交流初期的歷史和兩岸各界人士為推動新聞交流所作出的努力。在他看來,早期做涉台新聞交流工作的同志們都有一種情懷,是把兩岸新聞交流當做使命、事業來做的。後來兩岸新聞交流相對平穩的局面與這些前輩的探索與付出分不開,應該記錄下他們的貢獻。

民進黨上台後,出台種種措施打壓兩岸新聞交流,在兩岸關係風急浪高的今天,李安寄語兩岸年青一代新聞人,要抓緊時間苦練內功。他認為兩岸交流會等到春暖花開的一天,因為「事物發展是螺旋性的,有時候會出現反覆,有一些挫折,但是不會一直是倒退的。」

以下是訪問全文:

中評社:您1991年就到中國記協從事與台港澳新聞交流有關的工作,可以說見證了兩岸新聞交流的全程,可否介紹一下您的個人經歷?您對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三十年有什麼評價?

李安:我1991年到中國記協,從事兩岸及港澳新聞交流的工作,除了中間有一年時間到別的崗位工作,其餘24年都在這個崗位,但不敢說見證了兩岸新聞交流全部。從準確的時間上說,1987年11月1日,受國務院辦公廳委託,中國記協負責人發表談話,歡迎台灣記者到大陸來採訪。兩岸的新聞交流應該是從這裡開始的。但是很長一段時間交流是單向的,台灣記者可以來大陸採訪,但由於台當局設置了很多障礙,大陸記者不能去台灣採訪。1991年8月,新華社主任記者范麗青和中新社港台海外部主任郭偉峰首次赴台採訪閩獅漁事件。這是大陸記者首次赴台採訪。1992年9月,18位大陸記者赴台採訪。從那以後,兩岸雙向新聞交流開始,但總的來說,那段時間仍是來的多、去的少。隨着兩岸關係的發展,兩岸雙向新聞交流逐漸深入,1994年大陸批准台灣媒體在大陸駐點採訪後,2000年台灣當局同意大陸記者赴台駐點採訪,真正扭轉了來的多、去的少的局面。

兩岸新聞交流剛開始時,由於相互不了解,在交流中就會非常謹慎,小心翼翼,恐怕出問題,有時一句話都會引起誤會。有的採訪活動結束後,兩岸記者聯歡,因台灣記者唱了一首歌,大陸記者就會退場以示不滿。經過多年磨合,以及兩岸新聞交流工作前輩的努力,新聞交流逐漸順暢,大家互相了解、互相理解,在交流中活動中也會避開造成雙方不便的地方。

30年中經歷了很多事,兩岸關係也有起伏,但是有一個特別值得我們慶幸的事情,就是兩岸新聞交流沒有中斷。當然這幾年民進黨當局對兩岸新聞交流設置了很多障礙,交流受到了影響,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拋開其他因素來講,兩岸關係要能夠正常發展,首先新聞交流要正常。雖然兩岸交流開放後,有很多台灣人來大陸工作、旅遊,但仍有很大一部分台灣民眾沒來過大陸,來者恆來,不來者恆不來,沒來過的還是不了解大陸。我們在去台灣訪問的時候,經常碰到一些台灣基層民眾,他們對大陸的認識貧乏到讓人不可理解。所以兩岸的新聞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溝通交流非常重要的。

三十年的歷程告訴我們,兩岸關係會有曲折,但是新聞交流一定不能中斷。海峽兩岸雙向新聞交流在促進兩岸民眾溝通、理解方面發揮的作用怎麼評價都不為過。

中評社:媒體是非常特別的存在,能夠設置議題、影響輿論,往往有「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尤其台灣媒體的生態非常複雜,您如何評價兩岸新聞雙向交流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李安:據我了解,很多大陸媒體對赴台駐點採訪是有要求的,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要公平公正、實事求是地報道。我覺得這個報道原則是很正面的,也希望兩岸的媒體都能做到這一點。

前幾年有香港媒體採訪我對新聞報道原則的觀點,我說過新聞要公正、公平、客觀,而且還要全面。我們在報道一個事件時,如果專門找它負面的地方,有沒有?有。是不是事實?是。但是不全面,因為除了這面,它還有另一面,可能另一面比這一面占的比重更大。比如來到大陸,如果專門找貧困的地方報道,讓觀眾覺得大陸還是很貧困落後,這就是不全面的,因為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少部分,也正是有了這一部分,我們才去努力地繼續去改善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兩岸媒體應該都做到真正反映對方的全面情況。

我從1991年開始參與了很多兩岸交流的活動,確實也很有感觸,三十年來見證了兩岸關係的起起伏伏,坎坎坷坷,也見證了兩岸新聞交流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作用。應該說,海峽兩岸新聞交流在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方面功不可沒。因為兩岸關係的發展首先要有相互了解,相互了解要靠媒體,尤其在沒有開放旅遊的年代,兩岸民眾只能通過媒體相互了解。

中評社:您曾經組織多次兩岸記者聯合採訪,哪一次印象最深刻?作為兩岸新聞界的小兵,我也參加過兩次兩岸記者聯合採訪,讓我感受比較深的除了採訪的內容,就是在一同工作的十天時間裡,兩岸記者結下的深厚友誼以及對對方作業模式的學習,這些也是舉辦兩岸聯合採訪活動的初衷嗎?您希望通過聯合採訪活動達到什麼效果?

李安: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三峽工程」聯合採訪,這是國台辦和中國記協共同組織的第一次兩岸記者聯合採訪活動。在此之前有類似的採訪,但不是主題性的,比如台灣海基會來大陸參訪,兩岸記者跟隨採訪。199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建三峽大壩的決議,國台辦和中國記協就決定聯合組織海峽兩岸記者「三峽工程」聯合採訪活動。那時兩岸人員接觸不多,台灣記者來了以後有新鮮感,而且從重慶到宜昌大家都住在船上。開始台灣記者還發稿,但是由於沿線經濟不發達,發稿困難,要把稿子用傳真傳到香港,香港再傳到台灣,還不是每個地方都有發稿條件,後來記者商量後,決定到宜昌再統一發稿。在船上幾天里,大家每天生活、採訪在一起,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採訪過程中,記者既看到一些好的方面,也看到一些不好的方面。比如他們看到了為妥善安排移民的移民點良好的居住、謀生條件。同時也覺得大陸各地的幹部熟悉情況,接受採訪不用稿就能講的很清楚。同時也看到了還有一些比較落後的地方,以及衛生狀況不好的現象。總之,通過採訪,台灣記者對大陸有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在採訪過程中,有記者在私下問我,三峽大壩跟我們也沒有多大關係,為什麼讓我們來採訪?我和他們講,修建三峽大壩是關係全體中國人的大事,國際上都很關注。台灣人作為中國人,當然更應該了解情況。

你參加過聯合採訪,可能你會感覺兩岸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相處得非常好。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兩岸記者接觸不多,所以剛開始大家不熟悉,相互不了解。經過幾天的共同生活、採訪,大家逐漸熟悉,相處得非常好。白天一起採訪,晚上一起喝酒、唱歌、聊天。在武漢,採訪活動最後一天,一起吃飯後,很多記者希望再聚一聚,於是又找了一個地方大家聊天,聊到情深處,有人抱着痛哭。後來我們有一個稱呼,叫「三峽幫」,很多人直到現在還都聯繫着,成了很好的朋友。

後來有參加過那次採訪活動的記者寫文章說自己今生最好的朋友就是那次採訪交到的大陸記者。有的記者現在已不從事媒體工作了,但還會聯繫。因為那是第一次的,所以印象特別深。

如果還有印象深刻的,就是第二次聯合採訪了——2000年兩岸記者西藏聯合採訪。1992年只是專門針對三峽工程的聯合採訪,沒有考慮到以後是不是延續下去。1999年,我們曾考慮是不是還可以繼續組織聯合採訪活動,可以去西藏。但是去西藏有很多因素需要考慮,比如氣候、高原反應等等,所以1999年沒有成行。2000年國台辦和中國記協組織了兩岸記者西藏聯合採訪活動。當時的想法就是組織記者們去那些他們平時不方便去的地方,前幾屆的兩岸記者聯合採訪,除了三峽採訪活動外,從2000年開始,到西藏、新疆、甘肅、青海等西北省份,讓記者看看真實情況。比如去西藏的台灣記者中有一些是專門報道西藏問題的,但是其信息源都是來自西方媒體。那次效果也不錯,記者們去看了以前農奴的生活狀況,看到用人皮做的燈罩,人的骨頭做的器具,看了關押農奴的地牢。當然,通過一次採訪改變一些人看法是不現實的,但讓他們到實地採訪,了解真實的情況,對大多數人還是有一定觸動的。

我們希望通過聯合採訪活動可以讓台灣記者看到大陸的發展變化。每一次聯合採訪都有一個主題,讓他們對大陸有一個全面、準確的了解。

中評社:您參與創辦了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新聞研討會的情況?首屆研討會為什麼選在香港舉辦?兩岸三地媒體人在研討會上有激辯和爭鋒嗎?

李安:確切地說,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是我們中國記協台港澳部的前輩柏亢賓主任參與創辦的。1992年9月,18位大陸記者赴台採訪,台灣「中國新聞學會」為採訪團舉行招待會。時任理事長楚崧秋先生和中國記協台港澳辦公室柏亢賓主任在交談時表示,希望能把兩岸新聞界交流的良好氣氛延續下去,為兩岸新聞同業提供更多的交流機會,特別是加強新聞界高層人士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同年11月,楚崧秋先生向中國記協發出了關於召開海峽兩岸新聞研討會的倡議,中國記協表示贊成。

1993年春,楚崧秋先生來京,就研討會有關事宜與中國記協溝通。考慮到當時海峽兩岸新聞交流的現實情況,雙方均認為在香港召開研討會更為適宜。於是楚崧秋先生向時任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成報副總編輯楊金權先生和該會副主席、大公報總編輯曾德成先生提出在香港舉辦第一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新聞研討會的建議,得到積極響應。隨後,在香港召開了首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新聞研討會籌備會,對研討會的形式、名稱、參加人員、內容、費用等做出了約定。第一屆海峽兩岸及香港新聞研討會於1993年11月在香港順利召開。

1997年12月香港主辦第四屆研討會時,澳門新聞界派人與會,會議改名為「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2001年11月,第七屆研討會在澳門舉行,由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承辦。此次研討會決定,從第八屆開始,研討會由每年舉辦一次改為每兩年舉辦一次,並延續至今。

初期,研討會主要目的是為促進兩岸及香港的新聞交流搭建平台,真正研討新聞業務方面反而是次要的,所以有些香港記者採訪時說,研討題目我們上學的時候都學過。隨着兩岸新聞交流的深入,研討題目也越來越貼近實際,每屆研討會都會針對兩岸及港澳新聞界所遇到的問題進行研討。隨着兩岸關係的發展,研討題目也越來越深,業務性越來越強。

總的來說,大家在研討會上可以暢所欲言,也不乏有激烈的爭論。1997年在香港召開的時候,有一個題目是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平衡,與會者就此產生了爭論。但是這些爭論僅限於會上,會下大家再溝通,交流,各自擺出觀點,提出自己的見解,不求認同,但求理解。

台灣《中國時報》原總編輯黃肇松曾說,兩岸新聞界這麼多的活動,只有這個活動一直堅持到現在,很不容易。研討會的創始人楚崧秋、柏亢賓兩位前輩均已離世,但他們為兩岸新聞交流所做的貢獻通過研討會延續下來,並為兩岸及港澳新聞界所牢記。

中評社:我手上這本書是您和您的同事編寫的《海峽兩岸新聞交流30年紀念文集》,為什麼想要選編這樣一本文集?在選擇撰稿人的時候有哪些考慮?

李安:2007年是兩岸新聞交流20年,我曾經想編這樣的一個文集,但是因為種種情況,包括時間問題、人員問題等沒能實現。到了2015年、2016年的時候,我已經準備退休,有時間了,就想還是應該在2017年兩岸新聞交流30年時出一本文集,請兩岸老一輩新聞交流親歷者寫下他們的故事,目的就是想讓後來人能了解兩岸新聞交流初期的那些事兒。同時,對兩岸新聞交流戰線的前輩也是一個褒揚,因為他們做了很多鋪路的事。早期做涉台新聞交流工作的同志都有一種情懷,是把兩岸新聞交流當做使命、事業來做的,所以可以不計較得失。比如兩岸新聞很敏感,政策性強,還不容易出成績,沒有成就感。但是仍舊有不少人一直堅持下來,他們自己說靠的就是一種情懷。雖然現在都退休了,但他們仍舊關注兩岸局勢的發展。我覺得應該告訴年輕的記者,當時遇到的很多情況是現在記者遇不到,甚至想不到的。現在的局面是老一代人一步一步摸索過來、捋順,讓後來兩岸新聞交流能夠走得比較平坦,更順暢。

曾在網上看到過對我們經歷過事情有一些不太準確的描述。出這本文集還有匡正謬誤的作用。我的希望是第一要有可讀性、故事性,要讓人愛看。其次,希望能有一些學術性的文章,對以後研究兩岸新聞交流史的人(如果有的話)有參考作用。

我跟很多台灣記者已經不僅僅是工作關係了,變成了朋友。現在回想起來,這工作挺有意義的。我和年輕同事說過,將來一旦兩岸統一了,你會想到自己為此做出過貢獻,這是多麼值得自豪的經歷啊。

感謝時任廈門大學新聞學院張銘清院長、閻立峰老師和其他老師、同學們!他們為《文集》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也感謝所有為《文集》提供稿件的兩岸媒體人,在他們的大力支持下,《文集》才能得以順利出版。

中評社:與兩岸新聞交流的全盛時代相比,現在年輕的兩岸新聞人面臨的挑戰更多,可能迷茫也更多,您對兩岸新聞界的新生代有什麼寄語和期望?您認為兩岸關係會有春暖花開的那一天嗎?

李安:我認為事物發展是螺旋性的,有時候可能會反覆,有一些挫折,但不會一直是倒退的,一定會有春暖花開的那一天。年輕記者要耐得住寂寞,利用現在的時間練好內功,包括對兩岸交流的認識,對政策的理解,對兩岸民情社情的了解。既然做這個工作,就一定要對海峽兩岸局勢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才有可能把工作做好。挑戰大,機會就多,只要大家努力,就一定會迎來兩岸關係雲開霧散的那一天。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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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  2023-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