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慶國：中美山窮水盡還是柳暗花明
1月20日上午，中華美國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海國圖智研究院共同舉辦了以“拜登執政一周年：評估與展望”為議題的學術研討會。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原院長、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賈慶國為研討會閉幕式致辭。他指出，短期內，中美兩國關係穩定和改善的空間非常有限，關係惡化的可能性比較大，關係出現轉折、並走向接觸與合作為主的態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從中長期的角度來看，由於兩國在包括多邊問題在內的眾多問題上有著許多共同且重要的利益，而且中美對抗的代價巨大，因此中美關係穩定及在某些問題上加強合作還是可以期待。總之，未來的中美關係短期內最有可能呈現的還是山窮水盡，中長期則有可能出現柳暗花明。
在中美關係方面，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以競爭為主。特朗普執政期間中美關係急轉直下，拜登上台以後，儘管好多人對他抱有期待，然而在他執政期間中美關係不僅沒有穩定，反而持續走低。短短幾年，中美兩國關係從奧巴馬時期的兩國爭論如何界定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到特朗普時期在經濟上相互制裁，外交上惡語相向，軍事上走向對抗，到目前很多人認為兩國有可能走向戰爭，拜登也覺得有必要與中國領導人商量怎麼給兩國關係設置護欄，避免因意外導致兩國軍事對抗和戰爭。中美關係經歷了一段令人揪心的歷程。如何看待當前的中美關係？兩國關係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前景如何？賈慶國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詳細分析。
賈慶國認為，評估拜登執政一周年表現的關鍵是採取什麼樣的標準來進行評判，標準不同，結論就會不同。在美國外交這個問題上，拜登上台以後，他想重建美國人對民主的信心和美國的盟國以及其他國家對美國民主的信心，這些都反映在他的對外政策上。拜登代表了建制派的外交，後者的外交政策比較理性，具有相當強的專業性，也更多地強調價值觀這方面的因素。此外，拜登政府在外交上比較關注中國，儘管俄羅斯不斷地因為自身的原因使得拜登不得不去處理俄羅斯的問題，但是他跟特朗普時期對外四面出擊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他的對外政策始終聚焦在中國問題上。
幾年以前好多人都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中美會不會走向冷戰？”“當時我認為不會，”賈慶國指出，人類歷史上的冷戰有三個突出特點，第一是意識形態的激烈競爭，第二是軍事上的全面對抗，第三是經濟上的相互獨立。根據這三個標準來分析，中美關係進入冷戰的可能性應該不大。首先兩國之間不存在意識形態的激烈競爭，所謂競爭應該是雙向，但中美之間一直是美國在對外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並試圖向中國輸出，中國則沒有對美國這樣做，所以雙邊不存在意識形態競爭的問題。第二，兩國間軍事上也沒有全面對抗，雖然中美兩國在南海、台灣海峽有一些軍事上的對峙和衝突，但是中國並沒有在地區乃至世界範圍內對美國進行戰略布局，展開軍事對抗，也沒有同美國搞軍備競賽。第三，兩國經濟高度相互依存，脫鈎的可能性不大。理性來講，當時很難想象中美會走向冷戰。
賈慶國表示，這一輪中美關係下滑，雖然是從特朗普開始的，但是拜登延續了特朗普的政策，結果，拜登上台以後中美關係不僅沒有好轉，反而繼續惡化，在台灣問題上甚至走在軍事衝突的邊緣。現在的中美意識形態競爭逐漸形成，軍事對抗有加劇之勢，儘管兩國經貿關係依然密切，但科技脫鈎和經貿脫鈎的趨勢也在形成。“因此，如果說冷戰還沒有完全到來，但是似乎也不太遙遠。”
為什麼中美關係會走到今天這一步？賈慶國分析，首先是修昔底德陷阱效應。儘管歷史上新的大國崛起並不一定要與原有大國發生戰爭，但雙方都有一部分人相信其發生的必然性。在這個看法的影響下，雙方陰謀論和威脅論盛行，不少人認為中美在走向對抗，甚至戰爭只是時間問題。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擔心轉化為誇大和負面解讀中國言行的做法和說法，特別是美國，將中國的所作所為都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兩國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的互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兩國關係的不斷惡化。
第二個因素就是價值觀和體制差異效應。中美兩國倡導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和政治制度，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這在過去似乎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是現在就不太一樣，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國崛起有關。美國的接觸派感覺到很失落，他們原來主張接觸，因為他們認為跟中國接觸會有助於中國認同甚至接受美國的制度，但是這種情況不僅沒有發生，結果正好相反，所以他們很失落很擔心。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意識形態因素變得突出。特朗普執政後期，出於國內政治考慮，開始打意識形態牌，拜登上台以後出於國內政治和對外關係的考慮，也特別強調意識形態的問題。面對美國的壓力和自身的原因，中國也開始格外強調意識形態的問題，認為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在雙方都在強調意識形態問題的背景下，意識形態問題的因素在兩國關係中越來越突出，這種情況大大增加了兩國處理雙方關係的難度，因為如果彼此認為對方是同類國家的話，
它們還可以通過協商談判，務實處理兩國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來維護各自的利益、和平相處。但如果彼此認為對方是異類國家的話，對方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脅，妥協的空間就會大幅減少，對抗的成本容易被忽視，和平相處就成了問題。
第三個因素是特朗普效應。特朗普的思維方式和美國建制派的思維方式很不同，他上台以後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打破了長期以來對中國強硬的底線。結果，在美國遏制派影響力上升和接觸派對中國失望的背景下，大家都覺得應該對中國強硬，使得美國在對中國強硬的問題上形成了一個新的共識，將中美關係推入惡性循環的階段。
第四就是美國國內政治效應。拜登上台以後，出於競選政治的考慮，他需要保持對中國強硬，再加上美國國會在對華政策強硬問題上高度一致，拜登政府無論是想任命高官，還是想通過立法解決美國國內的問題，也需要對中國強硬，這是他上台以後延續特朗普對華一些政策的原因。在中國方面，剛開始對他還有一些期待，覺得拜登上台以後對華政策會有所改觀，但是拜登上台以後繼續對中國保持強硬態度，特別是在新疆問題上，把新疆中國處理新疆問題的做法稱為種族滅絕，這讓中國無法接受並加以反擊。
最後一個因素就是負面互動效應。特朗普時期開啟了在對華政策問題上說話做事不講底線的做法，導致兩國許多人情緒化，相互指責，惡語相向。雙方的這種互動進一步加劇了兩國關係的惡化。
賈慶國認為，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前景取決於上面這五個因素的變化。短期內，這五個因素大概率會繼續存在，而且大部分因素可能還會朝不利於兩國關係的方向變化，對兩國關係產生更大的影響。雖然出於對意外爆發衝突的擔心和在某些特定領域合作的迫切需要，中美兩國有可能在危機管控和氣候合作等問題上達成共識，但是兩國關係穩定和改善的空間非常有限，關係惡化的可能性比較大，關係出現轉折、並走向接觸與合作為主的態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從中長期的角度看，由於兩國在包括多邊問題在內的眾多問題上有著許多共同且重要的利益，且中美對抗的代價巨大，因此中美關係穩定及在某些問題上加強合作還是可以期待的。總之，未來的中美關係短期內最有可能呈現的是山窮水盡，中長期則有可能出現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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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