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香港抗疫背後的制度之爭
香港疫情一日比一日嚴峻，醫院系統與隔離設施皆告急，快速檢測劑也缺貨。一名定居香港的友人在電話中沮喪地說，香港的現狀是：既無法像「共存國」一樣開始恢復國際人員往來，與其他國家進行免檢疫通關；又享受不到「清零」的政治紅利，與大陸的免隔離通關依然遙遙無期，結果是個兩頭不着岸。
友人感到心灰意冷，萌生起攜家離港、到別處生活的念頭。
他的感受恐怕不是孤例，彭博社與路透社1月底引述香港歐洲商務協會一份報告的草稿稱，「清零」策略使大量外企和人員出走，這波「離港潮」有可能是香港歷來規模之最。
當時，香港的單日新增病例還不到百起，如今這個數字已在1000起左右。由於大量病例源頭不明，不同專家團隊都做出悲觀的預測，認為香港單日確診可能在兩周內破萬。港大醫學院的模擬更測算出，到3月中下旬每日感染人數可能高達2萬8000人，每日預計15至20人死亡，該院院長梁卓偉主張香港採取類似大陸的封城禁足強制措施。
社會上已出現恐慌情緒，出現「搶菜潮」、「排隊理髮潮」，有些確診者因醫院床位爆滿而被迫暫時在家隔離，但多數港人住所狹小，居家隔離很容易造成疫情傳播，這讓其他市民更感恐慌。
必須說，所謂外人不應該去譏諷香港疫情「瀕臨失控」，因為相較於新加坡近日的每天破萬起，以及韓國、日本、美國的數萬起甚至幾十萬起，香港的抗疫成績並不差。
但抗疫成績又不僅取決於確診人數，社會付出的成本，以及過程中社會是否維持凝聚力，保持對體制的信任，對前途的信心，也是整個方程式的一部分。
在香港，如何抗疫已上升為中西制度與意識形態之爭，原有的「安全」與「自由開放」價值對立再次被挑起，社會裂痕再次裸露。
自從1月底以來，親北京的港人與媒體連篇累牘地發表社論與評論，直指「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不單是抗疫路徑的選擇，更涉及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及價值觀之爭。他們也指美英媒體借香港對中國的「清零」政策進行打壓，而且「意圖以『國際地位』作為要挾，離間香港與內地關係」，呼籲香港「切不能中了外國勢力的離間計」。
中國政協委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昨天在《明報》發表題為「我們的健康和生命是屬於『一國』」的文章，把香港抗疫政策爭議放到「一國」與「兩制」對立的層面上，指責治港的精英群體「骨子裡始終相信英美一套」。
張志剛的說法，也許反映了事實，但突出意識形態對立，對於香港走出這波疫情，有好處嗎？
在付出了艱巨努力和強大政治決斷後，中國內地在2020年成功地把疫情控制下來。此後北京一再以「清零」政策的成功宣傳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強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並駁斥與「病毒共存」的主張是「躺平」、是枉顧人命的「投降主義」。
中國的抗疫成就確實有目共睹，這背後有着國家強大的動員力、數據治理能力、較為統一的社會心理以及廣闊的內需市場做支持，「清零」政策並不適合所有國家與經濟體。
當香港與大陸在疫情下尋求接軌時，兩者現實、兩種價值觀的碰撞再次被激化。
北京一直對香港的防疫不放心。當疫情升溫時，北京認為香港不像內地城市般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又拒絕大陸幫忙，而且遲遲不推行陸港兩地互通的「健康碼」。北京對香港抗疫方式的明顯不滿，從去年10月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被拒赴京參加人大常委會例行會議，就可見一斑。這是北京不放行通關的原因。
在大陸眼中，香港只是「半清零」「半共存」地抗疫。反觀香港的治理精英，他們一方面自知與大陸一樣的嚴格防疫政策在香港很難實施，另一方面他們內心深處恐怕也確有抹不去的殖民地情結，認為西方的做法比大陸更靠譜與高級。
在這方面，恰如張志剛所推崇的網紅「兔主席」所分析的，由於現實與心理的原因，香港的治理精英群體只是「機會主義」地執行清零與尋求陸港通關，走一步看一步，能通則通，不能通也沒有辦法。結果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兩頭不着岸。
然而，「兔主席」倒是主張讓香港當一個試點，當個「白老鼠」嘗試西方的「共存」防疫模式。責任就讓香港自負，「也許真的可以為中國大陸疫情防控的下一步打開思路呢？」不知道兔主席這是否是曲筆為香港發聲，呼籲給香港一個不同的選擇。
對北京而言，一個與內地不同、有自身特色的香港，其實更有價值；然而過去幾年的對立，已導致大陸這方始終對港人與香港精英深深的不信任。如今，香港的當務之急是暫停路線爭論，用最可能、最需要的手段阻截疫情；而不是一旦面對考驗，社會又重燃對立與意識形態紛爭，希望那不會成為香港下來多年擺脫不了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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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