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祥：通關之後

 

大陸與香港在周日恢復免檢疫通關，正式結束兩地隔絕近3年的日子。過去3年香港不斷跟內地商討通關安排，但都不得要領；及後香港提出「逆隔離」，然而最終仍是不了了之。

當是時也，有意見認為香港始終跟不上內地「清零」政策，故通關之議不為內地接納。事態發展卻是在外界毫無準備下，國家衛健委在去年12月26日宣布一系列放寬防疫措施，先把新冠病毒肺炎改為「新冠病毒感染」，並從1月8日起不再對感染者實行隔離措施、判定密切接觸者，也不再劃定高低風險區。

此外，從1月8日起，內地對入境者及貨物不再採取入境隔離和核酸檢測等措施，前往中國大陸人士只須在出發前48小時接受核酸檢測，陰性就可入境，毋須向中國駐外使領館申請健康碼。

內地疫策急轉彎 料關兩原因
內地急轉彎，通關就水到渠成，香港也隨即在12月28日宣布多項「優化防疫措施」，跟內地「對接」。兩地經短暫商談，就決定了在周日通關。3年多時間談不攏的事，現在不到兩星期就順利解決。事實證明，這跟香港是否要與內地一樣做到動態清零完全無關。

事情出現突變，相信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是大陸經濟因嚴厲防疫封控導致急促下滑，情况愈來愈緊迫，一系列財經金融數據都反映出大事不妙！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動態清零衝擊經濟發展，尤其去年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實行封控管理，令經濟損失慘重。學者研究發現，上海和深圳兩個超大型經濟城市封城兩周的影響，令全國GDP（本地生產總值）損失約2%，約1900億人民幣，代價極高昂。IMF估計，中國大陸去年GDP增幅將降至約3%，這將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最低的經濟增幅。

去年9月世界銀行大幅調低中國大陸的增長預測，由去年6月的4.3%，調低至2.8%，可能是中國大陸自1990年以來，增長首次落後亞洲其他地方。世銀認為中國大陸的封城及大規模檢測、限制民眾出行等措施令消費減少，而佔大陸經濟活動五分之一的房地產市場又迅速下滑，令經濟雪上加霜。

受到包括上海在內多個城市封控影響，大陸去年4月多項數據都驚現「斷崖式」暴跌，內地評論指是「觸目驚心」，其中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降11.1%，是2020年3月以來最低；4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年跌2.9%，遠低於預估的增加0.4%，是2020年2月以來最低；房地產開發投資按年減2.7%；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按年增6.8%，低於預期的7%。金融數據方面，4月社會融資新增0.91萬億人民幣，同比少增0.95萬億人民幣。

為應對不利形勢，去年5月25日國務院緊急召開「10萬人大會」，出台33項措施、12萬億人民幣的穩大盤計劃；然而一系列措施推出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北京應明白，若不放鬆防疫政策、帶動各環節活起來，經濟不景隨時會變成一場危機，必須及早出手。

有分析認為國際市場不行，憑內地龐大內部市場，又有何懼？然而市場講的是「有效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倘經濟持續下行、居民收入下降，人口規模再大又有何用？

其次，民眾對嚴苛封控措施似已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去年11月24日新疆發生火災造成10人死亡，有說法指事故是因防疫措施阻礙救援和逃生。事件觸發部分地方出現示威抗議，北京高校學生則手舉白紙以示不滿，引發一場「白紙運動」。除了大城市，抗議活動也迅速蔓延至成都、西安等城市，敲響了社會不安的警號。

北京雖無正面承認，但上述兩大因素應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單令北京下定決心扭轉防疫政策，而且來了個急轉彎，在極短時間內一步到位，由極嚴厲管控到幾乎完全放開，不但令外界始料不及，各國對開放之後如何接待封關3年的內地旅客，都顯得手足無措，到底應特別針對、嚴格限制，還是如一般旅客處理，各國都有不同對策（1月8日新華社發表長文〈中國戰「疫」進入新階段──我國因時因勢優化疫情防控措施紀實〉，披露官方防疫思路轉變的背景及原因，可參考）。

內地疫熾 通關考驗港府應變能力
儘管美國等幾個國家對內地旅客設特別入境規限，但港人對恢復通關反應熱烈，目前預約過關人數已逾40萬，政府指若通關情况暢順，會視乎需求逐步擴大計劃。雖然如此，對通關後湧來大批內地人，「民間輿情」仍十分擔心，包括怕內地人搶購防疫物資、怕他們帶來變種病毒，也怕他們在港出現病徵後會跟港人「搶」病床！

由於行政長官、政務司長、保安局長都是紀律部隊出身，對安排出入境、維持口岸秩序等工作駕輕就熟，旅客進出井然有序，通關的具體執行工作應不成問題。現在最大問題是，通關後會否觸發另一輪內地與香港矛盾，就如當年自由行開始後出現水貨客、內地人來港產子、旅遊巴造成交通擠塞等。生活上的摩擦和公共資源被擠佔，矛盾不斷積累，最後就會釀成公開衝突。

互通之後內地與香港的互動，會否觸發敵意還是可以和諧共存，其實是這次恢復通關的最大考驗。吸收2003年自由行教訓，特區政府應密切注視通關後的民情變化，及早應對，在任何矛盾轉趨尖銳前就要盡快化解；尤其通關首兩個月，內地疫情仍處嚴峻期，疫情變化可能引起各種意料不及的危機，這將考驗特區政府的警覺和應變能力。

自疫情以來，港人似乎都把未來寄望於通關。事實上，當各種限制放寬而有更多內地遊客來港，零售、酒店、餐飲等服務業很快就會得到好處；但由於旅遊業佔本地GDP比重不高，即使增幅強勁，但對GDP增長貢獻有限。

通關有利香港復常，而所謂復常，除了指日常生活重上正軌，也表示我們回到過去狀態。而眾所周知，疫情發生前，香港已面臨一場轉型，即發展創科產業及解決積累已久的土地房屋問題。疫情過去，但香港仍需面對三大難題，分別是中美對抗和地緣政治、高通脹下貨幣政策持續緊縮，及人口繼續流出。

打完抗疫戰 港仍需應對三難題
中美戰略競爭已成長期趨勢，其結果是加快全球科技脫鈎、物流鏈重組，對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金融市場都會造成深遠影響。香港正轉向科創發展，中美對峙對香港引進西方科技的影響有多大？

特朗普政府年代，2020年美國向香港出口的國際設備和某些高科技產品實施新限制，美國商務部表明，香港將受到適用於中國大陸某些技術出口的管制。這些措施實際影響有多大，過去3年因疫情令各地分隔，貿易和各種交往都處於非正常狀態，美國對港的禁制到底有何實質影響，一直都看不清楚。復常之後各地往來漸趨正常，也許屆時就會看出端倪。

高通脹是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公敵」，過去逾20年受益於全球化令生產成本大降，且價廉物美的商品源源不絕地供應。這些「紅利」到中美貿易戰及俄烏戰爭後全面逆轉，糧食和能源市場供應紊亂推高了通脹（後遺症之一是香港大加電費），令各國央行紛紛加息、收緊貨幣政策。聯匯制度下，美元加息令資金流動性收縮，勢必打擊香港經濟活動。

人口持續流出，即所謂移民潮，是影響香港長遠發展的大問題。人口老化已令本地人口減少，加上移民潮再流失一大批，政府有何對策？當局以「搶人才」回應，唯這只是短期措施，長遠計香港是否需引入更多移民？科創高端人才是否主要在本地培養，而非在外地「盲搶」？這些問題，政府都必須回答。

通關之後生活逐步回復正常，但「老問題」很快就會再次浮現！抗疫一仗剛打完，更難打的仗才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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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