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香港怎麼辦？實現治理數字化
從2019年到現在，香港一直在各種危機中打轉，發展停滯不前。之前靠警隊的堅守和中央的支持度過了修例風波，而現在還在艱難抗疫。危機總會過去，但危機過去了香港怎麼辦？
關於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相信大家都會同意，香港要實現治理數字化。
首先，本次疫情管控全面暴露了香港社會數字化的落後。這種落後體現在方方面面。例如核酸檢測點排隊登記都還是最原始的紙筆。經常民政事務局的工作人員先登記一遍，檢測公司要再登記一遍，等到領取樣本樽再人手錄入電腦。實際上檢測過程是很快的，等候時間完全浪費在這無謂的三輪登記上。
政府完全應該以實名制的「安心出行」和「健康碼」為基礎建立全港個案監測追蹤機制，入場即掃碼、拿樽、檢測，可以大大提升效率。此項系統從技術上完全可行，法律上也有跡可循，不做的原因大家既心知肚明又難以理解。在信息化社會飛速發展的時代，這是一種怠政、掩耳盜鈴的鴕鳥心態。
這絕不止是核酸檢測一件事。近期推出自測登記系統，搞到幾輪自測陽性的患者都已自癒才姍姍來遲。居家患者竟然只能通過無數個打不通的熱線電話與政府聯繫。辦一個香港以外疫苗接種記錄的認證，居然還需要排隊拿籌。更不用提一個市民期待中的官方遠程診療系統了。難道這是一個現代化政府應該提供的服務嗎？應該說，政府應對疫情永遠慢一拍，一直無法有效的把社會管起來，治理方式的落後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治理數字化缺位的另一體現在於港府不掌握民意與輿情。
之所以經常無法推出符合主流民意，符合社會需求的政策，原因就在於長期以來對民意不收集，對輿情不研究。
這裏說的民意不是隨便網上搜查一下就能歸納出的民意，而是專業的民意調查、輿情分析機構通過數據研究得出的結果。近年來，很多大企業都在聘請輿情監測公司、民研機構跟蹤其品牌在社會上得到的評價，以進行傳播效果分析和公關危機管理。如今中外各國政府也都在購買此類服務或設立下屬部門專門分析社會意見，利用大數據為各群體做心理畫像，了解各階層需求，做政治勢力的沙盤推演，從而制定更符合民意和社會實際的政策，避免對輿情出現誤判，釀成管治危機。
美國近年在社交媒體監控上增加投入，英國也一直在加強政府通訊處（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Service）的輿情監控與分析工作，支持政府制定與社會的溝通戰術和推出政策。中國政府更是把治理現代化提上了工作重點。在中國政府採購網站上，輿情監測系統的公告就為數甚多，各級政府都在購入。然而筆者翻查資料，找不到港府在這方面工作的明細，輿情搜集尚只停留在警方辦案搜證的層面。
如果說政府是醫生，那麼在信息化時代，民意、輿情分析就是為社會做CT。不掌握CT影像，怎麼可能了解社會的身體狀況？如何做出正確的治療？
然而港府近年卻十分疏忽，原本港英時期沿襲下來的心戰室和中央政策組正是為向各方收風，分析輿情，制定策略而設立的，實際操作中也起到了作用。而特區政府成立後就開始弱化其功能，林鄭月娥上台更是取消了這兩個重要的政府部門及其連帶的民意調查功能，令政府高層失去了系統性的透過民調來掌握民情的機制。等於堵住耳朵，捂住眼睛又清空腦袋，那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
本屆政府多次因誤判民意而錯推政策，甚至造成管治失效，這一失誤難辭其咎。這兩年疫情期間港府一次次因對民意把握不準，錯失加緊防疫措施的機會。隔離酒店遲到，強制檢測拖延，疫苗接種不願強勢「谷針」，最後逼不得已推行都發現民意並不反對，完全是庸人自擾。
這也不只是疫情期間才出現的問題。2019年修例風波，港府從最開始錯判民意強推立法，到後來社會出現動亂後再次錯判，猶猶豫豫，進退失據，該硬不硬，該軟不軟，將運動由小拖到大，幾乎形成無政府主義。從某程度講都是摸不到社會脈搏，掌握不住社會心態的結果。正說明應該果斷轉向，實現治理現代化。
另外，這種漏洞也體現在港府任由負面社會輿情發酵，任由謠言傳播而不澄清、不回應，縱容其擾亂社會。修例風波時期自不必說，疫情期間也如是。網上一些斷章取義，虛假宣傳的內容對社會穩定，甚至民族感情都有很大傷害。政府應建立機制，及時回應系統捕捉到的輿情事件，這在社交媒體時代非常重要。當然，一切的基礎是首先建立這套輿情監測分析系統。
總之，疫情過後，政府應借勢全面加強政務數字化，公共服務數字化。未來社會中，5G、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等新科技將改變生活，比從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的轉變深刻得多。政府不跟上就愈來愈難以管治。
例如應推出電子身份證（e-ID），在手機以加密程式存下一個人全套的身份、聯絡、認證信息，任何政府認證的機構可以通過市民當場解密授權獲取信息，大大提高各不同場景的辦事效率。包括與私營機構對接，在任何身份認證的場合使用e-ID，達至社會管理與便利生活的雙贏，更重要的是下次社會面臨危機時能實現精準、有效管治。
這也是發展智慧城市的基礎，畢竟城市最重要的是人。人的問題解決了，其他數字化基建才能發揮作用。
實際上一直以來香港之所以宜居，科技的作用功不可沒。90年代，八達通、繳費靈等領先時代的科技創新進入生活，將香港的社會效率大大提升，港府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角色。但時代巨變，20年後香港自身創新停滯，亦不善學習其他地區經驗，已經在科技領域被遠遠拋下。
在市場失效時，政府必然要站出來推動社會，重塑市場。既然如今香港提出創科發展戰略，那就從政府做起，先實現管治數字化，再帶動社會數字化。先用公帑投資、入股科技公司，帶動治理數字化轉型，同時帶動本地創科行業發展。如此既能推動社會進步，又能實現公共資產增值，難道不值得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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