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丹旭：上海做錯了甚麼？
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從半封城到進入全域靜態管理已超過一個星期，當地疫情仍在急速惡化。
上海月初新增本土確診病例268例、無癥狀感染者1萬3086例。3月以來，上海這波疫情已累計報告陽性感染者超過7萬3000例。
這是武漢疫情平息後，中國抗疫面對的最大挑戰。各地緊急馳援上海、解放軍出動支援，兩年多前在武漢上演的一幕幕在上海重演，而此次上海疫情的嚴峻程度，可能不亞於當時的武漢。
破防後的上海亂象紛呈，惹得民怨四起，封控區物資短缺、非冠病的急診病患和慢性病患求醫無門、年幼兒童與父母親子分離，當地政府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對上海的指責聲不絕於耳，一些輿論認為，上海官方最初頻頻釋放「不封城」信號，後來以黃浦江為界隔江分治，最後進入全域靜態管理，為了面子「玩文字遊戲」。相較之下，幾乎與上海同時暴發疫情的深圳果斷採取嚴厲措施，快速控制住了疫情。
有輿論也認為，上海疫情大暴發前，曾敲響過多輪警鐘，入境人員隔離酒店華亭賓館破口、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因疫情引發醫護衝突，這些看似只是個案，背後其實早已埋下風險的種子。疫情暴發後，上海未及時控制人員離滬，導致疫情外溢到周邊省市，也被指「不負責任」。
上海疫情蔓延的勢頭出乎很多人意料，當地醫療體系的捉襟見肘以及基層的荒腔走板，更讓很多人深感意外，畢竟上海是中國財力最雄厚、醫療資源最豐富、基層管理最精細化的城市，而上海此前的防疫工作也做得可圈可點。
應對本輪疫情，上海確實存在失誤。官方也承認，對Omicron毒株認識不足、對感染者大幅增加的情況準備不充分；一些防控措施執行不到位，封控地區民眾生活保障不夠周到。
但上海的失守也有一些客觀原因。疫情暴發兩年多來，處在對外開放前沿的上海在「外防輸入」上面對的壓力，比中國任何一座城市都大。
據第一財經統計，到今年2月，上海浦東機場的入境航班量已佔中國入境航班總量的超過40％。Omicron毒株出
現後，外防輸入的壓力驟升，僅在今年首兩個月，上海的境外輸入病例就達到1243例，相當於上海去年全年境外輸入病例的八成。
上海一直設法「精準防控」，發生局部疫情後，不輕易封控或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儘可能把防疫對經濟社會的影響降到最低。動輒封城的防疫最簡單粗暴，也能最大程度降低疫情擴散風險，但作為有2500萬人口的中國經濟重鎮，「一刀切」要付出的經濟和社會代價，並不是普通城市所能比的。相信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上海在本輪疫情暴發初期，一直避免採取嚴厲封控措施，而這個做法被一些輿論歸結為過於盲目自大和掉以輕心。
平心而論，上海在平衡「動態清零」，以及最大限度減少防疫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上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這並不是自行探索「共存」，也不該被視為不配合全國節奏任性「搶跑」。外界其實也一直期望，上海能探索出一個能被更多中國城市效仿的平衡模式。若能成功闖出這條路，對中國邁向更可持續的抗疫將發揮積極作用。
只不過在Omicron的重擊下，這輪探索遺憾地以失敗告終，但失敗不應該否定探索的努力，如果因此放棄探索，不就成了另一種「躺平」？
在疫情猛烈衝擊下，現在並不是繼續探索的好時機，因為當前上海的防疫已不再是科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尤其是中共二十大今年下半年召開在即，穩字當頭是最優先的政治任務。儘早控制住上海疫情、防止外溢，減少因此引發的民怨和社會不穩定，相信也是高層派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前往上海的主要原因。孫春蘭帶着「尚方寶劍」到上海督戰，也顯示高層對上海此前的防疫工作已不再充分信任，決定強力介入干預。
作為中國政治高地，上海黨政「一把手」的仕途向來被看好，而這場疫情肯定也會讓當地的主政官員陷入被動。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前，上海在5月8日至12日召開地方黨代會；如果按照同樣的時間表，距離為二十大鋪路的上海地方黨代會僅剩下一個月時間，一旦疫情遲遲無法控制，上海領導班子換屆的節奏很可能被打亂。
這場疫情是中國防疫探索路上的一次挫折，也是上海主政官員政治路上的一場大考。這道坎能不能邁過去，這場大考能不能過關，未來幾個星期將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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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