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付東：韓國外交處在關鍵岔路口

 

近期，保守傾向的尹錫悅當選韓國新總統，韓國外交走向引起密切關注，有些自媒體甚至聲稱韓國或成為“東方的烏克蘭”。當然，韓國與烏克蘭的國情和地緣情勢不同，不能簡單類比，但這種擔憂也非空穴來風。

尹錫悅團隊在競選過程中主張韓國放棄在中美之間的戰略模糊、把強化韓美同盟作為首要目標、追加部署薩德等。新總統當選後的一系列做法表明，上述主張並非單純的選舉語言。新政府內定的外交安保團隊都是清一色親美派，4月初訪美的當選總統代表團明確要求構建韓美全面同盟、增強“延伸威懾”、加入QUAD，甚至要求美國在韓部署核潛艇、戰略轟炸機等戰略武器。鑒於保守陣營向來批評文在寅政府對中國和朝鮮“屈從”，新政府對中國強調“相互尊重”，對朝鮮強調“原則”，其潛在含義不言自明。

韓國外交將出現重大調整，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大國競爭加劇、朝鮮的威脅等加劇了韓國的不安全感。韓國地緣上處在大國之間，又是分裂狀態，對國際格局變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俄烏衝突進一步刺激了韓國民眾和精英與美國深度捆綁的要求。雖然也有聲音主張吸取烏克蘭教訓，在大國之間保持謹慎平衡，但在保守勢力看來，美國長期仍會是第一科技和軍事大國，韓國仍要牢牢綁定美國，防止被美國拋棄。

應該明晰的是，韓國沒有親華路線，其主流外交主張是自主路線和親美路線。進步勢力多是自主派，主張韓國不應盲目跟隨大國起舞，要從自身利益出發，在外交和國防上發揮自主性。保守派則多是親美路線，強調深度與美國捆綁，依靠美國提升韓國的外交和安全情勢。而且，韓國的自主和親美也並非涇渭分明，自主派也強調韓美同盟是基礎，親美派也強調通過依靠韓美同盟增強韓國自身的國防、外交能力。兩者在外交和國防政策上也頗有延續性。

二是美國在意識形態、國家建構等方面對韓國有着長期影響。韓國民眾和政治精英對美國“再造之恩”的感懷根深蒂固，也更認可美國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美韓長期的同盟關係形成了深厚的經濟、科技、人際、社會、意識形態、文化等聯繫，對韓國選邊站隊的威逼利誘也與日俱增。

三是韓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在國內政策上很難有新突破的情況下，保守勢力希望通過穩固韓美同盟獲得美國支持，來贏得競選和穩固執政地位，畢竟美國對韓國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可低估。在選舉中，保守勢力慣於批評文在寅政府對華對朝“屈從”，以此獲得民眾支持。然而，若果真如此，朝鮮早就與文在寅政府合作了。事實上，2019年以來朝鮮並未展開對韓合作。對華上，文在寅政府並未撤除已部署的薩德系統，近年來美韓多領域涉華合作也在穩步推進，遠談不上親華。

目前，韓國的外交調整可謂箭在弦上，但調整的力度和方向還不能完全確定，還要取決於各方互動和國內外形勢。

影響韓國外交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韓國國內的制衡機制。尹錫悅雖然勝選，但僅比對手多0.7%的選票，是史上最小差距。一直到2024年，進步勢力仍將掌握國會中的大多數。而且，多數韓國民眾、精英層和經濟利益集團雖對美國有好感，卻並不願意本國捲入大國衝突的最前沿。這些都將對新政府形成某種制衡。

從地緣博弈層面看，韓國是分裂國家，如果在大國之間選邊站隊，無疑摒棄了冷戰後期以來“北方外交”的高明之處，正中朝鮮下懷。

隨着韓國國力和自信心的提升，希望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無疑是題中應有之義。這與文在寅政府的戰略自主本質上並無區別。但是，通過全面向美靠攏提升自身重要性則無疑會形成悖論，反而會束縛韓國外交的空間和靈活性。畢竟，美國和韓國的利益並非完全相同，中國和韓國的利益也並非完全不同。在一系列地區和全球事務中，中國在維護和平、促進發展和提供公共產品方面都發揮了和正在發揮積極的作用，這與希望成為國際社會積極而重要一員的韓國無疑有極大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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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