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近年來韓國對台政策新變化及走勢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朝鮮語專業學生陳婧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研究生曹宇軒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6月號發表專文《近年來韓國對台政策的新變化及其走勢》,作者認為:隨着中美戰略博弈日益加劇,韓國面臨着越來越大的「選邊站」壓力,韓國在中美間維持適度平衡的政策已難以為繼。鑒於台灣問題日益成為中美戰略交鋒的核心議題,韓國對台政策出現了一定程度轉向。從近年來韓國官方涉台言論日益增多這一現象,不難看出韓國對台政策的新變化及其未來走向。未來韓國與台灣的合作會有所增多,會衝擊一個中國原則,但鑒於維持中韓兩國關係的穩定性因素依然存在,韓國在制定對台政策時依然需要充分考慮中國大陸的立場及態度。文章內容如下:
2021年5月21日美韓舉行首腦峰會,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到「拜登總統與文在寅總統強調在台海維持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這是韓國自1992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以來,首次在與美國共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及台灣海峽,預示著韓國對台政策的新動向。中韓建交以來,韓國一直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處理與台灣當局的關係,較少就台灣問題發表看法,以避免對中韓關係造成不必要的負面衝擊。但近年來,韓國日益被捲入中美戰略博弈之中,韓國面臨着越來越「站隊美國」。韓國為配合美國「以台制華」戰略,其對台政策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向。這背後的影響因素為何?未來走向為何?這些問題均值得進一步關注和思考。
一、韓國對台政策演變的梳理與回顧
以1992年中韓建交為時間界點,向前為韓國與台灣當局的「邦交」時期。總體而言,這一時期韓國與台灣當局維繫著較為緊密的聯繫,但這一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改變。1992年中韓建交後,韓國與台灣當局維繫著「非正式關係」,韓國按照「政經分離」原則制定對台政策。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明確將中國視作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韓國追隨美國,在對台政策上也呈現出一些新變化。根據國際形勢變化以及韓國國內政策調整,韓國對台政策可大致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是1948年至1970年代的緊密合作期。二戰結束後,美、蘇兩國軍隊進入朝鮮半島,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分區佔領朝鮮半島的南部和北部,並先後幫助建立南、北兩個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權,彼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大韓民國政府維持着緊密的政治與外交關係。1949年1月4日,「中華民國」與韓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中華民國」也是繼美國之後,第二個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國民黨當局敗退台灣後,韓國是第一個將其大使館遷移至台北的國家。〔1〕此時的韓國與台灣當局基於共同的反共需求,雙方保持緊密合作,除與台灣當局共同推動構建亞洲反共聯盟,韓國還在國際場合公開表達對台灣當局的支持,譬如1950年1月6日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韓國總統李承晚公開批評「英國的行為是作為自由世界大國不負責任的表現」。〔2〕
朝鮮戰爭爆發加劇了全球冷戰的緊張局勢,也使得美國、韓國與台灣當局關係更加密切,台灣當局和韓國共同配合美國在東亞地區執行「反共產主義路線」。韓國與台灣當局在朝鮮戰爭期間維持着緊密的合作關係,1950年6月30日,朝鮮戰爭爆發五天後,台灣當局就公開宣佈將援助韓國三個陸軍師以及二十架飛機,然而美韓都拒絕了這一提議。〔3〕儘管台灣當局沒有直接派遣軍事力量介入朝鮮戰爭,但依舊為韓國提供物質援助,〔4〕此外台灣當局還在朝鮮戰爭期間派出許多情報人員赴韓進行心理戰,以便加強台灣和韓國軍事上的相互支持。〔5〕
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台關係更加密切,1953年11月27日,時任韓國總統李承晚「訪問」台灣,次日韓台雙方發表《聯合聲明》重申反共的共同立場,倡議建立亞洲「反共聯合陣線」。1954年6月15日韓國與台灣當局、菲律賓組建亞洲人民反共聯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 APACL)。〔6〕共同的反共目標使得這一時期的韓台關係進一步走近,雙方互稱為「兄弟之國」,韓台雙方政府高級官員經常互訪,如1966年韓國總統朴正熙訪問台北,同年蔣經國應邀訪問韓國等。除此之外,韓台還簽署了多項雙邊協議,如1961年簽訂《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民間貿易協定》、1964年簽訂《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友好條約》、1965年簽訂《大韓民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間文化協定》等。〔7〕
二是1972年至1992年的政冷經熱期。20世紀70年代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中蘇對抗進一步加劇,中美關係走向緩和,尤其聯合國第26屆聯大通過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許多美國的盟友國家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交。韓國因應形勢的新變化,開始從外交上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突破口,1973年6月23日時任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特別宣言(或稱《和平統一外交政策的特別宣言》),聲稱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韓國將向包括蘇聯和中國在內的所有一切國家實行「門戶開放」政策。〔8〕同年10月,韓國外交部請荷蘭外交官帶口信給中國:韓方有關中國的基本立場已在6月23日的特別宣言里提到,韓方願意首先消除對中國的敵對觀念,希望從文化、體育、經濟等可能的方面逐漸改善、擴大雙方關係,表示願意隨着中國對韓國的態度而調整其對台政策。〔9〕為展示誠意,韓國避免與台灣當局擴大政治關係,對台關係側重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10〕但由於當時的冷戰氣氛和東西方冷戰對峙,中韓兩國缺乏必要的瞭解和基本的互信,此外維持與朝鮮的傳統友好關係關乎反蘇統一戰線的構建以及中國周邊和平穩定,因此中國對於韓國方面釋放的種種改善關係的意思表示,都未能作出積極反應。〔11〕進入20世紀80年代,全鬥煥政府上台後更加積極推行「北方外交政策」,謀求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在與台灣當局關係處理上更加慎重,譬如1984年3月韓國拒絕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參加在漢城舉行的亞洲青年籃球賽,台灣代表隊在抵達漢城金浦國際機場後即刻返回以示抗議,雙邊外交關係嚴重惡化。〔12〕韓台政治關係在這一時期逐漸降溫。
三是1992年至2016年的政經分離期。1991年9月,韓國和朝鮮分別加入聯合國,於中國而言,這是實現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交叉承認的第一步,實際解除了中國對於交叉承認「兩個朝鮮」可能與一個中國原則相關聯的擔憂,為之後調整中韓關係贏得了空間。〔13〕1991年底蘇聯解體,冷戰、兩極格局終結,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動使得中國周邊的地緣安全形勢出現重要變化,中國外交的重心開始轉向周邊國家,1992年中韓建交,韓國隨即與台灣當局「斷交」,台灣當局對此反應激烈並立即進行報復,廢除雙方航空協定,關閉了韓台直航航線;終止對韓國的所有經貿優惠待遇,包括禁止韓國參與台灣的公共建設項目、限制韓國企業參與台灣的任何國際招標活動等。但韓台間經貿文化交流已相當深入,台灣旋即意識到意氣用事的報復於事無補,便接受了韓國總統盧武鉉提出的與台建設「最高水平的非正式關係」倡議,以「政經分離」的方式恢復和發展雙邊實質關係。〔14〕1993年7月韓台雙方簽署《新關係架構協定》,並於1993年底和1994年初,分別在漢城和台北設立「駐台朝鮮國代表部」與「駐韓國台北代表部」,用以協調及發展雙邊經濟、文化之交流合作。〔15〕韓國政府於1994年頒佈《對台交流合作基本方針》和《台灣人士主要接觸允許原則》,對各級官員與台灣官員的接觸做出詳細規定,雙方政府間的往來較少,僅國會議員、地方城市仍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交流。〔16〕這一時期韓國對台政策的總基調便是以「最高水平的非正式關係」為目標,以「政經分離」為互動模式,主要發展韓台民間經貿關係。
四是2016年至今的追隨美國期。2016年美國特朗普上台後,特朗普政府明確將中國視作美國的戰略競爭者,在經濟、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與中國展開全方位的競爭。「印太戰略」是特朗普政府展開對華政治競爭的重要手段,在這一戰略中,台灣當局占據突出位置。2020年拜登上台後,繼續強化台灣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把台灣問題作為遏制中國的手段,在中美進入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儘管在具體政策上有所調整與取捨,但無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台灣都被視作遏制中國發展的橋頭堡,如此一來,中美兩國關係的重要共識基礎遭到破壞的可能性加大,這也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埋下隱患。
追隨美國對華戰略調整,韓國在台灣問題上也頻頻發聲,衝擊一個中國原則。2021年5月21日美韓首腦會談,會後兩國首次強調「維護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2021年5月23日韓國外交部副部長崔仲建也向媒體說明台海和平穩定直接關係到韓國的國家利益。〔17〕2021年12月2日美韓兩國防長在第53次美韓安全會議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重申了兩國首腦提出的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來自保守派陣營的尹錫悅當選韓國總統,韓國官方涉台表述日益增多,譬如拜登與尹錫悅第一份聯合聲明(2022年5月)中再次重申了「維護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將其視為「印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的重要因素」。2023年4月18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將台灣問題與朝鮮問題相提並論,稱「台灣問題就像朝鮮問題一樣可以被視為全球性問題」,〔18〕從而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這嚴重違反了韓中建交聯合公報的精神,衝擊了一個中國原則。除聲明支持外,韓國還加強了與台灣的政治聯繫,2022年12月28日至31日,韓國國會副議長鄭宇澤率領多名韓國議員竄訪台灣地區,並與蔡英文等台灣當局高層進行會面。〔19〕以上種種均表明韓國過去對台「政經分離」政策有所虛化,韓國追隨美國腳步頻繁涉足台海問題,涉台合作也從口頭表態轉向有所行動。
二、韓國對台政策出現變化的主要原因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韓建交30年來,韓國較為嚴格地執行了一個中國政策,儘量避免與台灣當局產生政治聯繫,但隨着台灣成為美中戰略競爭的一個重要籌碼,韓國出於美韓同盟關係的考慮而追隨美國介入台灣問題。但韓國與日本、澳大利亞等美國盟友不同,並沒有明確表示將在台灣的防禦問題上堅決支持美國,也沒有表示將向美國提供一切必要的幫助,〔20〕台海問題一直未進入到韓國主流政策議程當中。儘管美韓涉華合作,尤其是在台海問題上比此前有較大突破,但韓國仍儘量避免深度捲入中美對抗,盡可能在中美間保持平衡。〔21〕基於這一政治現實下的韓國對台政策的總體表現是:韓國追隨美國挑戰一個中國原則,但總體上不會突破一個中國框架。具體分析如下:
一方面,韓國追隨美國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由於美韓之間、美日韓之間存在某種同盟關係,韓國的對台政策經常尾隨美國對台政策的改變而改變。
第一,美國戰略調整,韓國受其牽引。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明確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美國政府在言論和行動上實行「全政府」「全社會」的「反華、遏華、抗華」戰略,〔22〕拜登延續了特朗普時期對華的基本定位與政策的基本思路,視中國為美國和西方建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者。鑒於特朗普時期對華單邊制裁效果不佳,拜登政府重拾多邊主義,重視價值觀外交和國際規則,強調同盟合作,特別是與亞太地區的盟友合作,發揮同盟合力對華進行戰略競爭。〔23〕拜登政府在對華戰略競爭中,尤其看重美韓同盟的作用。拜登政府一直將韓國視為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將其作為優先出訪和重點拉攏的對象,把韓國拉入到聯合制華的同盟中來。現任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就任以來的首次外訪沒有按照慣例定在歐洲,而是於2021年3月訪問了日本和韓國,這是美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自2010年以來,時隔11年聯袂訪韓。兩人亞洲之行的目的是糾集日韓盟友,共同遏制中國發展,布林肯和奧斯汀還聯合撰寫文章,要加強與韓國等盟友的合作,共同應對中國挑戰。
第二,基於韓美同盟體系而追隨美國。韓國早在1953年就與美國簽訂了《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此後一直與美國保持着軍事同盟關係,美國在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對韓國有着較大的影響力和掌控能力,在同盟關係中處於絕對領導地位。在不對稱的同盟關係中,小國往往會面對「自主—安全」以及「拋棄—連累」等困境。具體而言,一方面,韓國對美國存在安全訴求,韓國會為了獲得安全交換部分自主權,因此美國的政策會對韓國產生重大影響,這不僅針對其國內政策,也會影響到韓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韓國還面臨着「拋棄—連累」困境,在不對稱同盟關係中,小國在大國對敵實施強硬政策時害怕被連累,對敵實施妥協政策時則害怕被拋棄。〔24〕從韓國的角度來看,韓國擔心美國過於關注台灣問題而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對韓國的支持減弱,甚至採取不利於韓國的政策。因此,韓國政府需要密切關注美國的台灣政策,並與美國進行積極的溝通和協商,以確保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合作和協調不會受到影響。此外,韓國和日本之間地緣政治矛盾較為尖銳,韓國擔心美國在處理與日本關係時偏向日本,而對韓國的安全問題表現冷淡。日本是美國「印太戰略」的堅定支持者,在對台政策上緊跟美國腳步,與韓國謹慎態度不同,日本更積極支持台灣參與國際事務,例如在世界衞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等國際組織中支持台灣的參與。在與美國的安全合作事務中,日本也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印太戰略和台灣海峽的安全問題中來,因此支持美國的台灣政策也可以被看作韓國尋求在美日韓同盟中保持平衡的一種方式。韓國希望通過支持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來增強自己在美國政策制定中的話語權,提高自己在美日韓同盟中的影響力。
第三,韓國自身的訴求深刻影響其外交政策的制定。韓國配合美國在台海問題上表態也是為了給自己撈取實惠。一是通過在政治外交議題上接受美方要求,獲得大量經貿和安保利益。作為韓國最重要的盟友和合作夥伴,美國對韓國在經貿和安保領域的支持至關重要。美國是韓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最大的外國投資目的地以及第二大投資來源國,通過積極響應美國的要求,韓國可以獲得更多的投資與市場准入機會。韓國積極響應美國對華政策還可深化韓美同盟關係,可以從中得到更多的安全保障;通過站隊美國,韓國可以獲得美國更多的軍事援助和技術支持,以維護自身的國家安全。二是通過配合美國提升本國地位。韓國認為,此前其長期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模糊,雖然獲得了一定收益,但也導致被中美兩國同時冷落的邊緣化風險。韓國通過在一些關鍵議題上明確表態,反而可以獲得中美兩大國的重視。通過首次參加七大工業國組織高峰會議,韓國國際影響力得到了提升。〔25〕三是通過在台海議題上尾隨美國換取美國在朝鮮問題上的支持。基於各自的利益和立場差異,韓國和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分歧在逐漸加深,韓國希望通過與美國的緊密合作來遏制中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影響,藉助美國的影響進而掌握在對朝鮮關係上的主動權。
第四,韓國國內政治環境影響其外交政策。在國內複雜的房地產、失業、貧富差距等民生議題上,韓國保守派也很難提出比進步派更有效的政策,炒作外交議題是其提高支持率的重要途徑。近年來,韓國民眾對華好感度普遍下降,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輿論調查顯示,韓國民眾對中國的非好感度高達75%。2021年5月,韓國新聞周刊《時事IN》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美國、日本、中國、朝鮮四國中,韓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墊底,在滿分100分中僅獲得26.4分,顯著低於美國的57.3分,甚至低於日本的28.8分和朝鮮的28.6分。〔26〕在選舉型政治體制下,韓國政府自然會考慮民眾的厭華情緒,對華採取更為強硬立場以提高政府支持率。
第五,韓中經貿聯繫有所鬆動。韓中建交30年來兩國經貿關係密切,中國長期為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密切的經貿往來在兩國關係中起著名副其實的壓艙石作用。但這一情況自2022年5月開始出現轉變,韓國對中國貿易出現兩國建交30年來首度逆差,且這一情況延續至今。據韓國貿易協會2023年3月28日發佈的統計數據,今年前2月對華貿易逆差纍計50.74億美元,逆差規模同樣排在第一。〔27〕除此之外,韓國對華出口連續近一年也在呈減少趨勢,2022年韓國對華出口同比減少4%,在總出口中對華出口所佔比重降至25%以下,相反,對美國的出口卻呈現兩位數(14.5%)的增長,首次超過1千億美元,佔比也升至16%。〔28〕不僅對華貿易出現逆差,韓國對華出口占其總出口的比率在下降,韓國產品在中國市場所佔份額在下降,這種趨勢恐怕在未來也難以逆轉。主要原因是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悄然改變了中韓比較優勢,也改變了兩國貿易產品結構,中國主要出口中間產品和消費品,與韓國的出口結構相似,隨着中國高科技中間產品和高端消費品出口增加,韓中貿易從過去互補轉為相互競爭,因此,這種情勢將迫使韓國積極開拓歐美市場,並使韓國在中美之間更靠向美國。〔29〕
另一方面,韓國基於自身利益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儘管韓國追隨美國,但韓國畢竟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有自己的獨立性,這決定了韓國的對台政策與美國的對台政策又有所區別,一般不會突破一個中國的框架。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中韓間存在着密切的經貿關係。韓中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係不斷發展,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據統計,2022年中韓貿易額為3622.9億美元,韓國對中國出口額為1996.7億美元,〔30〕韓國對中國出口依舊以絕對優勢占據首位,中韓貿易接近韓與美、日、歐貿易額總和,建交30年來,中韓貿易額增長了近40倍。韓國在過去五年中貿易額與GDP比率為75%,〔31〕這意味着韓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貿。因此維護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在台灣問題上不做出刺激中國的言行,這對韓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第二,韓國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韓國許多企業依賴於從中國進口原材料、零部件以及半成品,根據2021年《韓美日對中國進口依賴度的現狀及課題》報告,韓國對中國的依賴度在2017年美中發生貿易紛爭後反而逐步上升。韓國在零部件及原材料、中間材料領域的對中國依賴度分別達到29.3%、27.3%,高於美日。具體到美國供應鏈重組計劃的四類核心產品上,韓國的對中國依賴度同樣最高:半導體為39.5%,是日本的2倍多、美國的6倍多;電動汽車電池為93.3%,亦達到日本的1.5倍、美國的2倍多;醫療品及醫藥原料(抗生物質)為52.7%、稀土為52.4%,也均遠遠高於美日。〔32〕因此韓國需要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以確保其供應鏈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第三,韓國希望中國在韓朝關係中發揮積極作用。中國作為朝鮮鄰國和朝鮮的重要經濟援助國,對於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和無核化進程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韓國認為與中國合作是解決朝鮮問題的關鍵。過去幾年裡韓國與中國展開了一系列對話與合作,在與中國的交流中,一方面尋求中國對朝鮮問題和平解決的支持和參與,希望通過中國促使朝鮮開放門戶,降低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從而為南北和平統一創造有利的條件;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就「朝鮮半島無核化」進行多次磋商和協調,譬如中國發起並推動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積極發揮着促進對話和協商的作用,為解決朝核問題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鑒於朝鮮問題,韓國並不願意在台灣問題上緊跟美國過度刺激中國大陸,使朝鮮半島問題複雜化,並對韓國自身產生負面影響。
三、韓國對台政策的未來走向
韓國近年來涉台發聲增多,這顯示出韓國在中美博弈的問題上不再像過去那般尋求平衡中美的「戰略模糊」,而是表現為更加傾向美國的「戰略清晰」。未來韓國對台政策可能會出現進一步轉向,韓台合作可能會從口頭表態轉到實際行動上,進一步衝擊一個中國原則。但鑒於維持中韓兩國關係的穩定性因素依然存在,且在未來長時段仍會發揮作用,據一般性推測,韓台關係不會突破一個中國原則,韓國在制定對台政策時依舊需要充分考慮中國大陸的立場及態度,並不會一味跟隨美國步伐,也會存在自身利益考量。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國際體系、國內政治和領導人個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33〕外交決策背後有不同政治集團、利益群體的相互博弈,外交政策反映的就是這些集團、群體的利益及偏好。韓國對台政策,雖然不是外交政策,但也需從韓國國內政治環境及國際體系變革角度出發,就國內而言,最主要的便是韓國保守派與進步派之爭。
根據韓國憲法,韓國外交政策的最終制定權屬於總統,獨裁和威權主義時期韓國總統權力極大,這一時期個人因素在韓國外交政策制定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20世紀80年代末韓國開始民主化轉型,總統權力被不斷削弱,此時政黨內部民主化迅速推進,總統的外交政策偏好基本反映的是政黨的偏好,〔34〕政黨在對外政策制定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儘管韓國憲法規定韓國實行多黨制,但韓國自民主化轉型以來進步派和保守派兩大政黨長期輪流執政,形成了事實上的「兩黨壟斷體制」。政黨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並會發展出與其吻合的一整套內外政策,意識形態塑造政黨的對外政策偏好,特別是在某些國際議題被認為和政黨的核心意識形態相關時,〔35〕例如韓國保守派看重韓美同盟、韓國進步派重視與朝鮮關係等。基於各自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會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大韓民國憲法》明文規定,總統任期衹能一任5年,不能連任,這使得民主化轉型完成後的韓國出現了較為穩定的「政權輪替」,即保守派與進步派各執政10年(文在寅政府時期例外),儘管尹錫悅代表保守派陣營國民力量黨贏得大選,但進步派政黨共同民主黨仍然是韓國國內最大的在野黨,有機會在下屆選舉中實現「政黨輪替」。因此,結合韓國不同派別政黨,關注其不同之處,有利於分析韓國在中美戰略博弈中的政策制定、對台政策的未來走向等。
目前韓國的政黨大致可分為以執政黨國民力量黨為首的保守派陣營,和以最大在野黨、國會第一大黨共同民主黨為首的進步派陣營,保守派和進步派的不同可作如下區分:
外交安保政策方面,保守派主張以鞏固韓美同盟作為韓國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立場更加偏向美國;進步派雖不否定韓美同盟這一基石,但要求儘量降低美國對韓國過多過深的影響,提出「自主外交」和「自主國防」政策。
經濟政策方面,保守派強調經濟增長第一,重視市場經濟;進步派主張分配優先,強調全國各地區應均衡發展。
朝韓關係方面,保守派將朝鮮看作是韓國的「主敵」,和美國緊密配合,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譴責朝鮮,強調對朝鮮經濟援助要堅決與棄核掛鈎;進步派對朝鮮主張實行民族和解的「陽光政策」,也大力敦促朝鮮棄核,但主張「對話大於施壓」,不贊成將對朝鮮經濟援助與朝鮮的棄核掛鈎。〔36〕
在對中美的關係上,韓國進步派和保守派存在微妙差別,進步派重視朝韓關係,提倡南北和解,並且追求「自主外交」與「自主國防」,因而對中國採取較為友好的態度,更希望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議題上保持謹慎。例如文在寅政府時期對華「三不」承諾(不追加部署「薩德」、不加入美國導彈防禦系統、不追求美日韓軍事同盟);盧武鉉政府時期以「政經分離」原則發展與台灣當局的關係;〔37〕現今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批評尹錫悅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稱「在很多方面做了國家無法承受的讓步」等。〔38〕而保守派立場一般更偏向美國,主張打造「韓美價值同盟」,在台海問題上更加清晰地與美國站在一邊。例如尹錫悅在與拜登的聯合聲明中重申維護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兩國領導人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印太現狀的企圖。〔39〕雙方聯合聲明矛頭直指中國,至此,韓國在台海問題上不再像此前一般保持模糊,其立場已然清晰化,即加強與美國的聯繫,策應美國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策略。
從國內政治角度看,不同的黨派執政會影響韓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具體來說,進步派政黨出於「自主外交」與「南北和解」的需求,在處理與中國關係時會更加謹慎,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會保持相對慎重的態度,不會無底線地追隨美國。保守派政黨出於維護韓美同盟的需求,立場會更加偏向美國,策應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在台灣問題上更加明確與美國站在一起,破壞和挑戰一個中國原則。
從國際局勢角度看,在中美戰略性競爭還未白熱化時期,韓國外交政策帶有鮮明的「安美經中」(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色彩,努力在中美之間實現平衡,但隨着中美戰略博弈日益加劇,韓國戰略選擇空間被日益壓縮,面臨着越來越大的「選邊站」壓力,韓國在中美間維持平衡的政策已難以為繼,鑒於台灣問題日益成為中美戰略交鋒的核心議題,韓國在涉及台海等敏感的安全議題上,會與美國加強聯繫,策應美國試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的策略。
但也要看到維持中韓兩國關係穩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一是中韓緊密的經貿關係依舊是中韓關係壓艙石;二是美韓對於涉華合作依舊存在分歧,雙方優先事項不同,對韓國來說,本國發展、半島事務或「南北關係」才是優先事務;三是韓國長期以來堅持的務實主義外交傳統也將為中韓關係起到「防波堤」的作用。因此,總體而言,韓國對台政策不大可能會突破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美國問題研究專項課題)「美國台海政策走向與我方應對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1NXL009)」的階段性成果
註釋:
〔1〕Lee, C., & Liff, A. P. (2022). Reassessing Seoul'』s 「One China」 Policy: South Korea-Taiwan 「Unofficial」 Relations after 30 Years (1992-202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4.
〔2〕Junghyun Park, 『Frustrated Alignment: The Pacific Pact Proposals from 1949 to 1954 and South Korea-Taiwan Relations』 [2015] 12(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4.
〔3〕Junghyun Park, 『Frustrated Alignment: The Pacific Pact Proposals from 1949 to 1954 and South Korea-Taiwan Relations』 [2015] 12(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25.
〔4〕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123080514/http://eng.koreanwar60.go.kr/20/2003000000.asp
〔5〕尤淑君:《從邵毓麟<使韓回憶錄>論戰後台灣當局與韓國的合作與衝突》,載《冷戰國際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72頁。
〔6〕Hsu, V. Pacific Destinies: The 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 (1953–1962) and the Anti-Communist Struggle in Asia Pacific (Doctoral dissertation, MA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6. www. academia. edu/31528465) 4.
〔7〕全國法規資料庫Laws & Regulations Databas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https://law.moj.gov.tw/Law/LawSearchAgree.aspx?TY=D1900100000000&set=0&page=2&psize=20。
〔8〕方秀玉:《戰後韓國外交與中國:理論與政策分析》,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頁。
〔9〕董潔:《中韓建交中的中國外交決策再探討》,載《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8期,第104頁。
〔10〕陳文壽:《政經分離」與韓台關係——「三贏關係」之摸索》,愛思想(2008年10月1日),http://m.aisixiang.com/data/17299.html, 2023年4月22日訪問。
〔11〕董潔:《中韓建交中的中國外交決策再探討》,載《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8期,第105頁。
〔12〕陳文壽:《「政經分離」與韓台關係——「三贏關係」之摸索》,愛思想(2008年10月1日),http://m.aisixiang.com/data/17299.html,2023年4月6日訪問。
〔13〕董潔:《朝鮮加入聯合國與中朝關係(1989-1991)》,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95頁。
〔14〕陳文壽:《「政經分離」與韓台關係——「三贏關係」之摸索》,愛思想(2008年10月1日),http://m.aisixiang.com/data/17299.html 2023年4月6日訪問。
〔15〕駐韓國台北代表部,https://www.roc-taiwan.org/kr/post/98.html。
〔16〕Lee, C., & Liff, A. P. (2022). Reassessing Seoul』s 「One China」 Policy: South Korea-Taiwan 「Unofficial」 Relations after 30 Years (1992-202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
〔17〕《韓官員:台海和平與穩定直接影響韓國國家利益》,載台灣「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105240226.aspx。
〔18〕Exclusive: South Korea's Yoon opens door for possible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outh-koreas-yoon-opens-door-possible-military-aid-ukraine-2023-04-19/
〔19〕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大韓民國大使館,http://kr.china-embassy.gov.cn/sghd/202301/t20230106_11002898.htm。
〔20〕Seong-Hyon Lee: South Korean Angle on the Taiwan Strait: Familiar Issue, Unfamiliar Optio,n
https://www.stimson.org/2022/south-korean-angle-on-the-taiwan/。
〔21〕孫茹、王付東:《美韓同盟涉華合作》,載《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8期,第31頁。
〔22〕徐海娜、楚樹龍:《美國對華戰略及中美關係的根本性變化》,載《美國研究》2021年第6期,第37頁。
〔23〕孫茹、王付東:《美韓同盟涉華合作》,載《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8期,第28頁。
〔24〕楊魯慧、趙偉寧:《韓美不對稱同盟及其對韓國外交的影響》,載《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第13頁。
〔25〕孫茹、王付東:《美韓同盟涉華合作》,載《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8期,第29頁。
〔26〕王付東:《韓國尹錫悅政府外交政策評析》,載《和平與發展》2022年第3期,第89頁。
〔27〕《中國成為韓國第一大貿易逆差國》,載韓聯社,https://cn.yna.co.kr/view/ACK20230328002300881。
〔28〕《韓國對各地區出口比重,中國減少,美國增加》,載《韓民族日報》,http://china.hani.co.kr/arti/economy/12086.html。
〔29〕鄧聿文:《尹錫悅為什麼不在乎韓中關係?》,載FT中文網,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9515?archive。
〔3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sbgx_676528/。
〔31〕Mastro, O. S., & Cho, S. (2022). How South Korea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5(3), 117。
〔32〕葛靜怡:《韓國面臨的中國風險:本國中心供應鏈、礦產資源武器化》,https://www.voacantonese.com/a/South-Korea-promotes-supply-chain-diversification-to-reduce-China-risks-20220128/6417817.html。
〔33〕宋偉:《外交與內政如何得以有機統一:基於位置現實主義的視角》,載《國際政治科學》2018年第4期,第33頁。
〔34〕王貓柯:《試析韓國國內政治因素對中韓關係的影響》,載《韓國研究論叢》2015年第1期,第79頁。
〔35〕鍾準:《把政黨找回來:政黨與對外政策》,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2期,第37頁。
〔36〕詹小洪:《韓國政壇的進步派與保守派》,載《新民周刊》2017年第40期,第71頁。
〔37〕河凡植:《和平繁榮政策與韓中關係的發展》,載《問題與研究》2008年第1期,第137頁。
〔38〕《尹錫悅對美外交被批評是屈辱外交》,載新華網,http://www.news.cn/world/2023-04/28/c_1129579251.htm。
〔39〕Leaders』 Joint Statemen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White House, 26 April 202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4/26/leaders-joint-statement-in-commemoration-of-the-70th-anniversary-of-the-alliance-betwee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nd-the-republic-of-ko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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