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中國當代民族主義與青年思想位移
厦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魏磊杰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4月號發表專文《中國當代的民族主義與年輕一代思想位移》，作者認為：以《長津湖》為代表的主旋律影視作品在中國爆紅，在一些西方媒體看來，這是中國的執政黨意圖利用大規模文宣來挖掘利用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去反對西方。雖中美交惡是解讀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變量，但單向度地從這個視角解讀未免偏狹。晚近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生成、轉化與起伏始終處於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相互激盪的場域中，並往往呈現為域外敵對者、域內政治主導者以及普通中國民眾三方主體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唤醒和調動當下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不是中國政府，而更多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無底線遏制與中國千禧一代因時勢變遷而發生的思想位移內外雙重因素的碰撞使然。面對一貫自詡承載“普世”價值的西方，中國新一代年輕人一改父輩們的盲目“俯視”而逐漸邁入到客觀“平視”的嶄新歷史階段。這種劃時代的轉變，將會對中國的未來和21世紀的中美關係產生深遠影響。文章內容如下：
作為一部備受關注的戰争片，《長津湖》在內地的口碑和票房可謂雙豐收。這部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電影從2021年9月30日上映，到2022年1月16日正式下線，陸續打破票房、放映場次、觀眾人次等二十多項中國電影史紀録，觀影人數逾1.19億人次，創造了57.7億元的票房神話，位居2021年度全球票房排行榜首位。中國網民對《長津湖》的評價，雖說褒貶不一，卻大扺是前者多過後者，且年輕族群尤其風靡，在各大社交媒體上，充溢著對於紀念老兵、感懷烈士、重視“立國之戰”等議題的關注。就《長津湖》能夠火遍中國，一些西方媒體往往將其置於中共“大內宣”的框架內進行解讀，認為中共意圖利用大規模文宣來調動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應對國際舞台上美國咄咄逼人的遏制態勢。中美交惡當然是解讀這一現象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變量，然單向度地從這個視角切入來看待中國日趨汹涌的民族主義未免失之偏狹。事實上，從民族主義這一舶自西方的意識形態從晚近傳入中國以來，它的生成、轉化與起伏便始終都處於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相互激盪的場域中，並往往呈現為域外敵對者、域內政治主導者以及普通中國民眾三方主體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本文便從這三個基本維度切入，通過對主旋律作品杰出代表的《長津湖》火爆成因的闡釋，以期對新的歷史時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進行更全面、更客觀、更深徹的呈現。
一、愛國影片爆發的推手
誠如大多數影評或時評所提到的那樣，《長津湖》能夠火遍中國，自然離不開當下中美關係僵持、抗美援朝題材作品受到觀眾青睞這個時代大背景。然而此種濃重的國家情懷在建國七十多年的歷程中卻是幾經沉浮，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方才峰迴路轉，重返主流價值觀行列，進而相當生動地詮釋了“中美關係晴雨表”這一角色定位。朝鮮戰争在中共百年歷史以及70多年建國歷史中都可謂分水嶺式的重要事件。然而，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特别是冷戰結束之後，為國內的改革開放營造穩定平和的周邊環境計，基於不主動將印度視作戰略對手、緩和中越關係、促進中韓交往等國際政治考量，中國刻意淡化甚至逐漸不傾向在影視作品中呈現立國後的對外戰争，1950年代抗美援朝、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争、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等，皆受影響。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出現“告别革命”的強勁呼聲，充斥濃重“河殤”情結的學術界、知識界對抗美援朝的評價普遍低落，致使這一主題在中國近乎被打入冷宫，沉寂多年。
就此，有兩個典型事例可堪說明。作家魏巍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為中心的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曾多年被列入中學語文教科書。然而此文在2001年突然被删除，並在後續長達20年的時間內不再是中學生課本中的內容。以教育部前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為首的編委會成員就此給出的理由是：其一，該文對於戰争場面的記述，過於殘忍和血腥，人與人之間殺戮的殘酷性甚至超越了戰争的殘酷，這樣血肉模糊的殘忍戰鬥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會造成影響；其二，或許最為要害的是，他說道：“思來想去還是和現在的形勢總體不合。”①那麼，當時的“形勢”又是什麼呢？2001年之前的1999年，中美達成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協議；2001年，在美國的支持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所謂“入世”，本質上是彼時仍然弱小的中國給美國簽署某種類似“投名狀”的東西，加入由美國主導的並由新自由主義邏輯所主宰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另一事例大體異曲同工，可做等量齊觀式的觀察。1996年中央電視台開始組織拍攝名為《抗美援朝》的電影。這部電影可謂鴻篇巨製，整個拍攝歷時三年之久，從17個國家的演員中精挑細選；為了高度還原重要場景，甚至動員部隊10萬次，耗資3000多萬，這在當時已是中國影視業史上一筆很大的投資。雖然導演、編劇、演員每一方都傾注了無限的心血和努力，但時至今日，我們仍未看到《抗美援朝》這部影片的身影，以至於劇中主角大多都已過世，這部影片還是在塵封當中。那麼，究竟是什麼使得這部電影的上映之路如此坎坷？當時，這部影片計劃在抗美援朝戰争爆發50週年（2000年）之際播出，然先因需要為“入世”營造祥和的國際氛圍，後又因美國在2001年9月11日遭受系列恐怖襲擊，為了照顧到美國民眾的情緒和痛苦，中國暫緩了這部影片的上映。美國911事件、2008年北京奥運會後，多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争的解放軍高級將領再次申請上映《抗美援朝》影片，希望讓後輩看到這段歷史、銘記這段歷史，央視也計劃在抗美援朝戰争爆發60週年（2010年）時播出此片，但相關部門卻又以影響2010年上海世博會順利召開為由婉拒。
中共十八大後，局勢有所好轉，但這種“維穩”“求穩”的思維慣性似乎仍未如冬去春來般徹底滌除。一個典型的體現是，即便到了“泛粉紅”青年初興的2015年，在今天已經成為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經典愛國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兒》中，涉及“抗美援朝”劇集的播出仍舊遭遇重重阻力，一是B站等播出方擔憂觸碰當局“底線”，二是該主題遭人舉報“破壞中韓關係”，直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政治工作部文工團電視藝術中心加入後，製作團隊才有了前行的底氣。
然而，無論對於官方還是民眾而言，對於他們最後覺悟之完成或許作用最大者莫過於特朗普的上台。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後，將中國視為世界頭號競争對手，發起延續至今的中美貿易戰；美國朝野兩黨更是在此基礎上達成所謂的“華盛頓新共識”的政治默契——無論誰上台執政都會阻遏中國的崛起。美國對華戰略轉折，讓中國官方意識到中國再想像過去那樣，單靠韜光養晦、委曲求全，以换取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已經變得愈發困難；誠所謂“蕭瑟秋風今又是，换了人間”，中國的實力已經大到想藏都藏不住的地步，這種情况下，東西方關係，尤其是中美關係的根本性改變，似乎已經不可避免。在此等外力促就的觀念覺悟下，《三八線》（2016）、《戰火熔爐》（2020）、《跨過鴨緑江》（2020）、《金剛川》（2020）、《長津湖》（2021）、《浴血無名川》（2021）、《長津湖之水門橋》（2022）以及《狙擊手》（2022）等聚焦抗美援朝戰争讚頌革命英雄主義、弘揚愛國主義主旋律的作品如雨後春笋般紛紛問世，並大放異彩，舉國矚目。有鑒於此，中國的影評人曾經笑稱應該頒給特朗普一個中國電影特别貢獻奬。雖然這祗是一個玩笑，但公允地說，在中美兩國關係没有這麼緊張的時候是不太可能如此大批量地拍出此類影視作品的。
二、重塑歷史的合法性
中國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媒體在《長津湖》影評中寫道：“電影中展示的民族感情呼應了挑釁面前維護國家利益的公眾情緒在上昇，這對今天的中美競争具有重大意義。”然而，與其單向度將中共藉助影視作品對民族主義情緒的促動看作是應對中美抗争的工具，毋寧說此種作為更多的是為了純化主流的價值觀與提昇以國家向心力為內核的國民精神。一般認為，國家權力有四種來源，分别為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也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政權所以能夠存在和維續的基本組成，雖未必需要齊頭並進面面俱到，但倘若使政權健康、穩定、持續的發展，則一定不能有所偏廢，做選擇性的重視或輕忽。中共建政70多年至今，政治、經濟和軍事已有穩定基礎，間或產生的波動和衝擊也多不觸及根本，均在可控範圍之內。唯獨意識形態的隱患仍然危險，並未伴隨國家的發展而與日俱减。甚至可以說，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和言論陣地因改革開放各種思潮涌入受到巨大衝擊的現狀並未得到根本改變，意識形態領域處於被動形勢依然是中共執政面臨的諸多嚴峻挑戰之一。
一方面，去歷史化、去中共化的歷史虚無主義是意識形態隱患的顯著體現。鑒於中共成為政治主導力量建立在“槍杆子裡出政權”的現實，過去十幾年一些所謂的網絡大V往往打著“學術自由”“還原真相”的幌子，更多地將批判的矛頭明裡暗裡指向中國的革命與戰争史，圍繞抗日戰争的中流砥柱究竟是“國軍”還是“共軍”、抗美援朝究竟有無正面意義以及最為根本的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是非功過等問題的争論幾乎從未停止，一些根本性的史觀在争論中被庸俗化和虚無化，去歷史化甚至攻擊、污衊、醜化革命烈士的言行甚囂塵上，嚴重影響了民眾對中共的政治判斷和意識形態認知，直接衝擊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這些在體制內外皆有一定程度存在的“思想困惑、錯誤認識、歪曲解讀”，共同對意識形態這一基礎國家權力造成了侵蝕與衝擊。尤其在一黨執政的中國，特别對信仰立黨的中共，這樣的挑戰可以說是致命的。“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蘇共垮台的前車之鑒，讓中共的領導人感同身受，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此曾明確指出，“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係，不祗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基礎不牢地動山摇”，這事關中共的生死存亡。在這種政治大氣候下，如果說中國在2018年通過《英雄烈士保護法》意在從事後防免角度“消極”捍衛烈士名譽打擊“否定歷史”的行為，那麼，大力支持和推動以《長津湖》為代表的主旋律影視作品的創製則更多的是從事先宣揚角度“積極”回擊此等歷史虚無主義，在意識形態的無煙戰場上藉助於更為具象化與正面化的呈現，以期更大限度地贏得中國民眾特别是年輕一代的內在認同。
整體研判，正面呈現百年的歷史，讓正史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建構歷史的合法性，無疑會成為中共接下來意識形態重整的核心工程。道理很簡單，作為一個信奉“歷史唯物主義”的政黨，如果中共不能敏鋭洞察自身的歷史演變，不能精準把握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不能深刻理解世界歷史的演進邏輯，那麼中共就不可能從一百年前的小黨發展壯大，成為領導中國革命建國和現代化建設並讓中國不斷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從小小紅船到巍巍巨輪，中國共產黨的百年長卷鎸刻著奮鬥的輝煌，也啟示著未來的方向。“對歷史進程的認識越全面，對歷史規律的把握越深刻，黨的歷史智慧越豐富，對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動。”2021年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史學習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強調：“在新的趕考之路上，我們能否繼續交出優異答卷，關鍵在於有没有堅定的歷史自信。”“歷史自信”就是為了從這種大歷史中找到治理中國的鑰匙，建立對中國自己獨有歷史的“自信”，向黨內外、國內外展示了一個百年大黨的清醒和成熟，從而起到統一思想、團結社會人心的作用。不出意外，在中國官方媒體不斷宣揚歷史自信重要性的當下，本身具有堅實歷史支撐並且關乎中共合法性建構的歷史自信將會進一步被拔高，不久以後，民眾所熟悉的“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很可能就會增加新的內容：另一個引人關注的“歷史自信”會被納入其中，演變成為“五個自信”。
另一方面，社會中彌散的極端功利主義與拜金主義與歷史虚無主義相互借力，對國民精神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毒化和腐蝕。在二十一世紀的前後十年間，意識形態管控的相對寬鬆甚至是放縱，加上承平日久，不可否認，造就了文娱、傳媒、藝術、出版等行業的繁榮，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資本力量的影響甚至操縱下，也造就了這些領域相當程度的去政治化、歷史虚無化以及赤裸裸的娱樂化；當局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缺乏有效外化渠道與制度抓手，而被一些執事者潛在地視為一種高處不勝寒的政宣口號而被有意或無意地虚置，追求即時兑現的極端功利主義與追求小確幸生活狀態的佛系觀念並行不悖，大行其道。以“小鮮肉”甚至“僞娘”形象呈現的流量明星成為了被熱捧的對象，工業時代的陽剛之美漸趨為商業時代的陰柔之氣取代，“英雄”“英烈”近乎已然淪為與這個“小時代”節拍漸行漸遠的不合時宜的名詞。當然，這或許還祗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更大的危機在於，與物質財富崛起的同時，中國社會也在快速並且和平地演變成為一個崇尚金錢的社會。較之金錢，道德體系才是一個社會或文明的主體。中國的問題並不在於財富的增加，不在於道德的衰落，而在於金錢成為了道德最重要的衡量器，或者金錢本身被視為了“道德”。然真正的大國崛起，並不單純在於物質財富的富足，而更多的也在於一種“文明”的崛起。或許正是意識到此種潛在的文明危機，重振國民精神也一並成為了十八大後中共意識形態重整的一個重要目標，以《長津湖》為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視作品的批量問世，恰好處於此等重整目標的戰略延長線上。誠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古今中外，通過不同形式呈現並頌揚本國軍人在保家護國戰争中的英勇與壯烈，乃是激勵國人重振愛國主義精神、有效提昇國家凝聚力與向心力的不二法門。
以《長津湖》為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視作品的批量問世，在相當程度上其實也達到了同樣撥亂反正的“重塑”效果。特别是堪稱史詩級大片的《長津湖》，整部影片較為真實地還原了抗美援朝戰争，戰争場面宏偉震撼，人物刻畫有血有肉，形象飽滿富有層次感，令觀眾為之動容；而香港電影人的加盟（三位導演中有兩位來自香港）將他們的好萊塢風格和娱樂技巧融入其中則更有助於讓此種主旋律影片變得更有趣味、更少說教，最大限度調動觀眾的感官刺激。這些深受觸動的民眾，特别是成長在和平年代的中國年輕人，觀影之後出於各種不同目的，通過微信、微博、B站等社交媒體進行二次宣傳，從而造就了更大強度的擴散效應。藉助此種擴散，“長津湖”“九兵團”“冰雕連”等以往專門戰史才會記載或祗有少數知識分子才能知曉的名詞，瞬間進入到中國普通民眾的思維和話語中，潛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難得的全民精神啟蒙。“哪有什麼歲月静好，不過是有英雄在負重前行。”“要記住，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先輩英雄們用命换來的，這個世界没有和平的年代，我們祗是生在了一個和平又強大的國家。”諸如此類發自肺腑的留言或評論，在社交媒體上動輒獲得成千上萬次的點贊量，足以說明此番啟蒙的現實效果。
三、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位移
也有人提出這樣的詰問：戰争片究竟應該歌頌戰争還是反對戰争？渲染集體英雄主義的目的究竟是為了戰争還是為了和平？此等用“反戰”來碰瓷《長津湖》的詰問，本質上與一些西方媒體在審視這部影片在中國票房爆棚現象之時抱持的立場異曲同工。在這些媒體看來，此為愈加強健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一次宣泄與爆發，這種戰狼化、民粹化的狹隘民族主義會激化既有的中美對抗，不利於世界和平。康奈爾大學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學副教授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2020年9月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曾點評：“從長遠來看，北京的超民族主義聲名可能會破壞中國共產黨對世界領導權的競逐；畢竟，這種姿態讓太多國家感到擔憂。”②雖然西方政治評論家總是如此措辭，中國政府如何如何挖掘利用中國的這種“充滿火藥味的民族主義”（pugilistic nationalism）③去反對西方，抑或稱威權主義政府會如何如何迎合併推助此等民族主義。然而，他們所看不到的是，唤醒和培育這種愛國/民族主義的其實主要不是中國政府，而更多的是內外因素的相互碰撞使然：外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客無底線的遏制和逼迫與內部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因時勢變遷而發生的思想位移與抗争。
一方面，中國民眾特别是年輕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主要是被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糟糕的、嚴重缺乏尊重的態度所激發出來的。根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最新發表的成果表明，④就中國年輕人對美國的態度，2018年之前對中國公眾的多次民調顯示，雖然愛恨交織或矛盾心態並不少見，但中國民眾對美國的看法普遍非常正面。同時根據他對過去10年回滬“海歸”們所做的調查也顯示，大多數人對美國都有好感：2009年的比例為90%，2014年為92%；而且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留學的人相比，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人對美國的好感度最高。然而，中國年輕人的世界觀，包括他們對美國的態度，近年來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根據李成的分析，中國年輕人近些年的這一波以反美為基本表徵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許是對華盛頓鷹派決策者下列敵對行為的反應：（1）聲稱北京正將大量在美國高校就讀的中國學生“武器化”，而且，由於這些學生在中國的家人受到中共當局的恐嚇，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得不去充當間諜，或竊取先進技術；（2）針對中國科學家和美國華裔科學家，美國司法部（首次）啟動針對特定國家和種族群體的計劃——“中國行動計劃”，並使用了“學術間諜”（academic espionage）這種有争議的字眼；（3）使用“Chinese virus”和“Kung Flu”等詞語，引發恐華和反亞裔的讎恨犯罪；（4）限制中共黨員及其家屬（約3億人）赴美；（4）侮辱中國的文化遺產。例如在2020年12月的一條推特中，共和黨參議員瑪莎·布萊克伯恩（Marsha Blackburn）稱“中國有5000年的欺詐和盗竊史，有些事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美國對華政策當中一個延續百年的觀點是：重要的，是要影響中國的年輕人，因為他們最終將影響國家的發展。這種觀點認為，在維持世界和平方面，基於教育的戰略比槍砲和戰艦更加有效。卡特和鄧小平發起的令人矚目的美中教育交流活動，就體現了兩國的共同理想。然而，在李成看來，當下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明顯違反了此等行之有效的長遠政策，並進而失去美國影響中國未來的影響力。“從戰略上講，如果疏遠了中國的年輕人，美國還能指望對中國未來的演變有什麼影響力呢？”⑤
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和學者無疑是理論上最為“親美”的一個精英群體，然華盛頓鷹派的強硬政策和言論無疑對這個群體的思想與立場轉變發揮了釜底抽薪式的“助攻”效用。其實，在貿易戰初期，包括打擊中興通訊之時，尚有中國的精英階層真誠地認為美國祗是依循規則行事，對中國的主張有其自身的邏輯道理，中國企業需引以為戒努力提昇自身的“合規”制度建設。然待美國2018年悍然拘捕孟晚舟，以圖迫使華為就範，在2019年香港問題上大做文章，在2020年疫情時又極力在全球社會黑化中國，對中國可謂不遺餘力的攻擊與逼迫——從南海問題、港台問題、留學生問題，到制裁中國赴美上市企業，到Tiktok和微信，再到污衊新疆種族滅絶並鼓動扺制北京冬奥會，美國業已將打擊面擴大到了更大範圍的整個中國社會。今天，在對華政策領域，美國似乎正經歷著“外交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即把所有的問題都甩鍋給中國。在雙邊關係上，美國歸罪於中國；在和盟友的關係上，美國也歸罪於中國。即使是在內部政策上，例如基礎設施建設，美國也匪夷所思地歸罪於中國，拿中國說事。儘管“以中國為敵”解決不了美國的內部問題，但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就是為內部問題找到一個“替罪羊”，把內部矛盾外部化。不少美國政客可能真心地認為自己是自由的化身，打擊的僅僅是中國政府，同時“身繫”中國民眾，能夠獲得中國人民的支持與認可。然而，面對這一系列毫無底線不斷加碼的政治壓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這絶對不是在對抗中國政府，而是在對抗和打擊整個中國。“在美國非常的不公正待遇下，國人會紛紛與自己的政府聯繫在一起，並對美國的傲慢、敵意、無禮和進攻行為感到反感甚至讎視。美國政府做法的唯一結果，就是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包括親美派）站到本國政府的一邊，站到美國政府政治的對立面”。⑥
另一方面，中國青年的愛國主義熱情是真實的，它並不總是政府宣傳的肆意誇大與有意引導。中國的年輕人已經大大不同於在“崇洋媚外時代”長大彼時對於一紙美國簽证無限渴望的60後和70後。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成長的中國年輕人眼裡，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和“山巔之城”，1989年“六四事件”正是這種情緒的生動寫照。美國智庫卡特中心聯同意見調查機構RIWI，早前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3391名中國內地網民，瞭解他們對中國國際形象的看法。結果顯示，46%受訪者認為中國在國際間的形象“非常好”，32%受訪者認為“好”，即總計78%認為國際對中國持正面印象。比較不同年齡層，較多年輕受訪者認為中國國際形象正面；當中16-24歲受訪者中，更有接近84%。相反，年長受訪者中認為中國國際形象負面的比例較其他年齡組别高。⑦與以往一代代中國青年相比，今天的90後、00後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他們没有經歷過中國混亂與落後的過去，没有天生的自卑感或狹隘的報復心來面對世界；他們從小生活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從出生就趕上了科技迅猛發展、信息海量流通的移動網絡時代，這樣的客觀環境塑造了這個世代已經不再可能對西方無底線的“盲目崇拜”，更不會輕易淪為所謂被洗腦的民族主義者，而是具有自身相當程度的判斷力和主體性：在傾向選擇更客觀、更有建設性地評價中國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明之同時，他們同樣真誠地期待仍舊強勢的西方在文明互動中能給予這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應有的尊重。“中國互聯網一代的年輕人，也就是我們90後、95後、00後為主的群體，應該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自信的一代，他們是真正地完全平視西方的一代。”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曾這樣寫道。張維為被西方媒體視為比較親近中國政府的，但熟悉中國各社交平台的人就知道，這段觀察，非常契合今日中國互聯網的情况。在這種心態搆造下，上一代公知們的理想與勸吿，更顯得與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的生活經驗格格不入。無怪乎，2020年歲末內地知名公知、財新傳媒常務副主編高昱在社交媒體上貼出這樣一段事後引發諸多憤怒和調侃的哀嘆：“站在2020年的最後一天，我敢僭越的說一句，過去三十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於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比那些欺壓他們的人更恨我們。”
實際上，進入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伴隨中國國力的逐漸增強，許多新生代中國青年不僅開始對美國“白人至上”與“美國優先”的內外政策感到憤怒，而且對西方最根本的社會和政治理念愈發失去興趣。危機狀態下，國家的表現優劣與國家的治理能力密切相關，與西方國家“佛系”防疫、日增過萬宗確診相比，中國在處理疫情上的表現可圈可點，尤其是相較於作為國際政治舞台領導者的美國在處理疫情時的混亂，這讓中國年輕人對中國的體制更有信心。⑧許多中國千禧一代和Z世代不明白，“為何這些西方國家的政府在病毒大規模襲擊人們生命的時候，還把時間和公共資源大量投入到政治拉票上面，卻無法也無意於說服他們的國民做出哪怕戴上口罩這樣微小的個人犧牲，更不用說接受嚴格但暫時的封鎖，即使這麼做會阻斷病毒傳染、帶來巨大的社會整體防疫利益？他們驚訝地發現，說起抗疫成功，西方媒體祗提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儘管這些地方的人口遠少於中國，抗疫難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尤其不解，那些發達國家為何會如此反智，甚至連美國總統也總是與科學家唱反調，還有這麼多支持者奉陪買單？”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敏鋭地捕捉到了中國當代年輕人的此等思想位移，其網站2021年3月在題為《中國的年輕人正在對西方失去信心》的文章中指出，自從一個多世紀前清朝滅亡以來，中國的年輕人一再催促他們國家的領導人向西方學習經驗，但如今“許多年輕的中國公民不僅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感到憤怒，他們還對西方最基本的社會和政治理念展現出越來越多的蔑視……西方國家在遏制新冠疫情方面的失敗證明，自由民主制不如中國一黨執政的賢能官僚制”。⑩此種信心亦促使了在面對西方國家的打壓與杯葛時，民眾向心力與愛國情懷的爆發，並集中投射為一些年輕人不再被克制、謙虚和隱忍的傳統價值觀所束縛，而是更積極地去反擊和駁斥往往採行“雙標”立場的西方。2020年，以“戰狼畫手”自稱的“80後”畫家烏合麒麟，以其具有強大衝擊力和諷刺西方國家的時政畫一戰成名。他對“戰狼式”的立場毫不避諱，在一條公開的微博中，他這樣寫道：“既然有人稱我做戰狼畫手，我一定幫你們撕咬出一些空間，讓更多的愛國青年無懼光明正大地表達自己看法。”
四、結語
眾多中國自由主義者對於當下日漸抬昇的民族主義情緒普遍抱持批判態度，他們大多認為，目前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特徵是排外、仇外、反霸，都是建立在一些假想敵身上，卻不是著重對正面價值觀的自我建設，乃至經常自我定位為處於普世價值的對立面（或根本否定有普世價值的存在），這樣祗會導致中國日後與國際社會出現正面衝突，而且與維護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背道而馳。⑪有些學者更是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他們所謂的“狹隘民族主義”的主要承載者——中國的千禧一代。這些人認為，中國00後一代從小生活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這樣的客觀環境塑造了這個世代“居高臨下看世界”的優越感。這使得他們對客觀世界的觀察和判斷，會以“願望思維”看待國際事務，認為中國可以容易地實現其外交政策目標；多數的他們用中外兩分法認識世界，認為“好的價值觀都是中國的，壞的都是外國的”，把“西方”視為邪惡的代名詞，卻不知道和平、道德、公平、正義是普世文明。⑫然誠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此種思維不僅略顯陳腐，更有以偏概全之嫌，與當下一些西媒對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偏狹指摘近乎如出一轍：既没有認識到此等情緒的高漲導源於美國没有底線的壓制與逼迫，没有意識到後冷戰以來全世界對美國的感受正日益從昨日世界的解放者變成了今日世界的霸凌者；更没有體悟到中國的千禧一代在身處國際政治大變局中自身的觀念覺悟與思想位移，面對一貫自詡代表“普世”價值的西方，他們早已一改多數父輩們的盲目“俯視”而自信地邁入了客觀“平視”的嶄新歷史時代。
雖然難以預料中美之間的博弈未來會持續多久，更難以評估中國政府會如何根據國家利益需要與國際環境變化來動員或調控這種民族主義，但有一點卻是可以確定的：曾經滄海難為水，中美關係實難再回到八九十年代那種蜜月狀態。而抱持上述可謂劃時代的觀念與思維，對西方逐漸祛魅和自信的中國新生代年輕人的不斷涌現，必將會對21世紀的中美關係甚至中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劉炎迅：《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炮轟“假語文”語文改革》，載2014年6月5日《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s/101201，訪問日期：2021年12月28日。
②See Jessica Chen Weiss & Ali Wyne, "America, Don't Try to Out-China Chin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02/opinion/us-china-nationalism.html.
③See Jessica Chen Weiss, "The Stories China Tells: the New Historical Memory Reshaping Chinese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1.
④See Cheng Li ,"How Washington's Hawkish China Policy Alienates Young Chinese",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how-washingtons-hawkish-china-policy-alienates-young-chinese/
⑤同上注
⑥任意（兔主席）：《美國對中國的傲慢與偏見》，載觀察者網（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348868），訪問日期：2022年1月28日。
⑦See Carter Center & RIWI,“The Pulse: Chinese Public Opinion”, https://uscnpm.org/the-pulse/.
⑧參見楊丹旭：《疫情強化年輕人對體制認同》，載2021年2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⑨袁野：《中國年輕人：對自己有信心，對中國有信心》，載中國青年報客戶端（http://m.cyol.com/gb/articles/2021-07/05/content_XNvpNfp25.html），訪問日期：2022年1月31日。
⑩See Eyck Freymann & Brian Y.S. Wong, "Young People in China Are Losing Faith in the Wes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22/racist-attack-asian-americans-china-lost-faith-west/.
⑪參見沈旭輝：《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載許知遠主編：《東方歷史評論》第4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⑫馬子倩：《50後閻學通：幫助00後認識更複雜世界》，載2022年1月13日《中國青年報》第03版。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