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公務員加薪為何留待下屆處理
行政會議臨時決定，抽起公務員薪酬調整的議程，留待下屆政府作最後決定。公務員團體對此當然感到有點失望。因為公務員已經凍薪兩年，如是才會在今年的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中錄得正數。難得有客觀調查支持加薪，沒想到又節外生枝，公務員怎不失望？
按政府辦事的一貫作風，決策官員會盡量不作決策，而是先讓下屬做一份有客觀調查作基礎的報告，然後才以客觀的調查結果，略作些調查。這樣，辦起事來才容易有認受性。
現在薪酬趨勢調查已經做完，政府為何不打鐵趁熱，及早拍板了斷，還要把包袱留給下屆政府？所以有人覺得事情有點不尋常。
有說認為這是因為民情不支持導致，亦有說認為這是因為政府內部亦有不同意見。但民情不支持公務員加薪可謂是常態，視乎傳媒把這些反對意見放大到甚麼程度罷了。至於政府內部的不同意見，正好透過行政會議作出取捨，為何連討論也不討論一下呢？
有人因而猜想，不同意見應該來自比行政會議更高一級的權力機構，而所謂不同意見可能是反對意見。
比行政會議更高一級的權力機構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但港澳辦為甚麼要插手公務員的加薪問題呢？這個問題既不涉及國家安全，又不涉及國家的外交政策，大可以讓特區政府自行去決定。
唯一的考慮，是中央政府有意借這次加薪整治一下香港的公務員。因為回歸以來，港人治港實質上變成了公務員治港。而公務員治港的方式又基本上沿用英治時代的價值觀與處事程序。
如是導致97後，23條遲遲未能立法，國民教育無法落實，連想制約法輪功也無能為力，更在社會出現動亂時，沒法迅速穩住局面，差點釀成顏色革命。這才導致中央覺得非出手整治公務員系統不可。
要整治公務員，除了要他們宣誓效忠外，還要令他們實際感覺到誰是老大，尤其是要讓公務員知道，在薪酬與職場前景方面，中央有最終的話語權。過去的慣例與程序將沒法用作護身符。
中央可以透過特首，委任與中央立場一致的行政會議成員，以主導大部分的特區管治工作，包括何時加薪與加薪的幅度。中央亦可以透過司局長的委任，而進一步逐級控制公務員系統。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並沒有沿用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官僚體系，而是由自己的政黨人民行動黨去組織新政府。一國兩制要進入2.0階段，首項工作就是要重組公務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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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AM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