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俊飛：借力香港 講好中國故事
作者：紫荊黨政策研究院院長伍俊飛
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改革開放的成就舉世矚目，但國人在國際舞台上仍時時面臨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尷尬狀况。《港區國安法》實施和新選舉制度落地生根後，西方媒體大肆曲解特區政府施政，香港真實面貌和西方媒體建構的形象之間存在雲泥之別。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都市，香港有責任提升國際傳播能力，講好中國故事，讓全世界都能聽清楚中國的聲音。
西方媒體具強烈的意識形態特徵，廣泛受到政治權力影響。西方媒體和智庫共同講述的中國故事，不是真實中國的客觀反映，而是基於西方權力視角的敘事。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西方人讀到的中國故事是西方學界和媒體虛構出來，是對真實中國有意或無意的曲解。這種中國故事本身就是權力運行的產物，從而使這種知識成為一種Michel Foucault所論述的權力知識，它實際上表現為被權力浸染的話語。
近現代殖民地主要源於西方武力征服，在這些地方，權力知識更方便地成為一種主導社會教育和文化的霸權。在後殖民時代，這種話語大多仍然延續下來，並且保持持久性和強制性。香港有關中國故事的話語，一方面是西方權力的產物，另方面又產生新的支持西方利益的權力，不斷滲透和壓制中國的知識體系，成為西方試圖支配中國文教領域的助手。
讓智庫參與策略傳播
面臨這種困局，香港如何發揮自己優勢，講好中國故事呢？首先，我們需提高本港智庫的研究水平，讓智庫積極參與策略性的傳播。與主要針對事實的社科基礎理論研究不同的是，智庫從事應用型社會科學研究，服務於政府、社會和國家利益，其研究既要考慮事實，也必須考慮知識與權力的關係。
對社科基礎理論而言，知識是對事實的客觀反映，是中性的東西，但應用型社科研究由於受到權力影響，而不再是對客觀事實的真實反映，攙雜了許多非中性、策略性的因素。權力就存在於這種特殊知識當中，它是智庫研究的根本特徵。香港智庫宜聚集一批受過嚴格學術訓練而且具政商界經驗的人士，把握知識與權力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通過建構策略性傳播話語來為國家利益服務。
發揮香港文化混合優勢
其次，我們宜發揮香港文化的雜交混合優勢，消解西方話語霸權。要改變中國被貶低、被歧視的狀况，我們就必須從西方人手裏奪回話語權。
爭奪話語權的目標，不是由中國故事壟斷話語權，以圖替代西方原來的話語權壟斷，而是通過嶄新的混合型故事話語，消除東西方二元對立。根據Jacques Derrida的理論，在新的時代，東方文化是延異中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延異中的東方文化。這種相互延異而成的雜交混合物，令東西方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密不可分的狀態，這無疑有利我們講好中國故事。若每個人都堅持認為自己所屬的文化純正無瑕或至高無上，那麼世界將不可避免陷入Samuel Huntington預言的文明衝突甚至戰爭。
爭奪表達權利 不是話語霸權
再次，我們宜堅持不分你我地與西方展開平等交流，並在這一過程中順水推舟地建構中國故事。平等對話中的平等，不可基於實力的勢均力敵，而是取消權力差異後的平等。
權力的本質是一種不平等關係，只有在不平等情况下才談得上權力。如果交流中的不平等關係被消除了，話語權力也就消失了。中國人爭奪的是講故事的表達權利，而不是話語中的霸權。在平等交流情况下，由於沒有一方凌駕另一方的現象，也就不再存在話語霸權。也就是說，講故事和權力運作脫鈎，變成一種超越障礙而不是維持甚至製造障礙的過程。努力追求平等，盡量避免鬥爭，這是我們當前傳播中國故事最實際的選擇。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