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宇：教大學生自治與校政參與前瞻（上）

2022年1月，香港教育大學以〈學生會的管治〉為題致函全體學生，稱過去數年學生會被少部分學生，根據機制在不經選舉的情況下，成為學生會職員，情況有損學生利益，教大遂即時停止承認現有學生會架構。學生會作為學生自治與參與校政的渠道，近年愈走愈窄，面對新時代的政治環境，校方應主動重塑學生自治與參與校政的方式，循正途吸納學生聲音進入體制。

少數學生長期「依法」騎劫學生會

與其他資助大學的學生會有別，教大學生會並非根據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成立並獲校方承認，而是根據校董會的授權，作為教大附屬的團體。根據香港法例第444章《香港敎育大學條例》，校董會包括1名由校董會委任的大學全日制學生（此職位向來委任教大學生會會長）。根據《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會章》（2017年2月28日版），學生會分為代表會、幹事會及編委會，周年會員大會投票門檻為四分一會員（教大每年約有8000名學生），當選幹事會會長者便成為「學生會會長」。

根據會員大會投票紀錄，自2017年有內閣當選幹事會後，2018年幹事會雖「成莊」（成功組閣）但得票不過門檻，2019年後更沒有內閣參選至今——數年來不少學生根據會章組成「臨時行政委員會」，「非常時期」反而成為常態。後來「臨政」更將組閣最低人數下調至4人，如此少數學生便可更易「依法」騎劫學生會，情況不啻校方所言：學生會的代表性成疑。

校政民主重「質」多於量

教大學生自治、參與校政的熱情，自發生「教大民主牆事件」後急轉直下；類似情況亦見於全港大學學生會：就算是2019年社會事件前後，多間大學學生會亦是以「臨政」形式存在。其實，與其由一個長期低票，甚至是「臨政」作為代表學生的唯一組織，不如根據事務性質，如學院學系的教務、交通、膳食、學校設施管理等，組成個別事務的常設委員會或會議機制。

第四屆政府提出「三業三政」，包括「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並推出青年委員自薦計劃，讓青年參與政府不同委員會。不少學生皆是青年，鼓勵他們參與校政亦是促進大學「良政善治」的一環，與政府推動「三政」的目標無異。正如國務院在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後發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香港民主發展應強調「質」多於「量」，更可以探索協商、諮詢、聽證、對話等多種民主形式。學生參與校政實應作為試點。

參考：
劉健宇：〈修訂大學條例重建學生參與校政效能〉，《信報財經新聞》，2021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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