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達：翻案「閉關鎖國」為哪般？
中國一向有「影射史學」的傳統，表面上説一個問題，實際上是借古諷今或是古為今用。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最近發佈《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的文章，認為「閉關鎖國」是「特定時代歐洲中心主義影響下的文化產物」，這一觀點是過時的、站不住腳的，明清採取的是「自主限關」，具有合理性。聯繫到當前中國的對外形勢，此文似乎亦有為現實政治提供理論基礎之意。
明清實行海禁政策，禁止天主教傳播，限制對外貿易，不少學者認為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歷史學家戴逸1979年發表《閉關政策的歷史教訓》一文，認為清朝閉關政策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阻礙。無疑，戴逸文章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旨在為「改革開放」製造輿論。由此，「閉關鎖國」一詞在內地學術界和社會上流行起來，並作為概念固定下來。
歷史研究院課題組這篇文章旨在為「閉關鎖國」翻案，指出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一系列「自主限關」政策，但並沒有關上大門，並未阻斷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鑒，用「閉關」加以概括不符合實際。
文章指出，「其（限關）動機是維護國土安全、文化安全，是面對外部襲擾，特別是面對西方殖民侵略威脅時，採取的防禦性自我保護策略。」「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事實上，明清中國海上貿易規模總體上持續增長，重新定義為「自主限關」未嘗不可。真正的「閉關鎖國」，是毛澤東時代的27年，不要說出國，甚至連內部遷徙都難。
顯然，這並非純粹的學術討論，而是具有濃烈的現實意義。發表文章的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於2019年1月，位於京城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是「新時代」由最高領導人親自推動的產物。最高領導人在成立之際親致賀信，希望「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充分發揮知古鑒今、資政育人作用」。
該院由正部級的中國社科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高翔兼任院長。高翔本身是清史專家，課題組應該就是由他親自掛帥。課題組這篇文章，指出高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從文化視角進行觀察，認為由於當時中國和西方諸國沒有建立起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所以閉關政策主要限制的是中外文化交流和經濟交流，集中體現為禁止天主教傳播。
最近幾年，隨着中國的強勢崛起，美國加大了對華遏制，對華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北京則以牙還牙，強化國家安全，維護正統意識形態，不僅與美國，甚至與西方一些國家關係亦日趨緊張。新冠肺炎爆發之後，中方堅持「動態清零」、「外防輸入」，經濟上提出「內循環」（「國內大循環」），海內外存在着各種質疑，「閉關論」有之，「脫鉤論」有之。
但中方仍然強調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不動搖，堅決否認「閉關」，否認「脫鉤」，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防禦性自我保護，「自主創新」是免受制於人，「外防輸入」是為了保護國人安全。至於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也是因為面對美國遏制和疫情，面對經濟全球化受挫的不得已之舉。
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聯繫到當下的局勢，尤其是中國對外關係，中國歷史研究院課題組這篇文章的用意不言自明，不僅是為明清「閉關鎖國」翻案，更是為現實政治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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