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戈爾巴喬夫的香港啟示錄
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之死重如泰山，全球熱議不絕，但不同陣營對他的功過評價截然不同。從他的改革失敗獲益良多的西方國家對他高度評價，因他的錯誤領導而喪失帝國的俄羅斯對他貶抑至極，從他的失敗經驗記取教訓而順利推進改革的中國則認為他傻得可悲。
他是一位動機良善、魄力十足而徹底失敗的改革者。失敗的關鍵在於他急切地雙箭齊發，甚至是政治先行，但經濟追趕不及，結果造成大禍患。同時，他過度信任西方國家，以為西方的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堪為蘇聯效法，且跟他同樣懷抱和平理想，可以攜手共創國際新秩序。結果他被誤導與誘騙了。
他的改革初衷是要解救僵化而趨於衰敗的蘇聯，結果卻將其推入火坑；他是蘇聯的終結者，被譏為美國與西方的協力者；他被視為大無畏的改革者，卻被中國視為改革的反面教材。他以自己的無能成就了歷史的英名，卻在本國與中國留下惡名。他創造了歷史，但當時他並不知道創造了怎麼樣的歷史；他改變了國際秩序，但當時並不知道世界將走向何方。
戈爾巴喬夫不是一個深謀遠慮的人，他天真爛漫，對世間的險惡並不充分知悉，最後落入事與願違中的下場。他對複雜問題的認知和實際狀況及後來發展之間存有眾多差距，改革與改變的驅動一環牽引一環，但結局多不在他的設計之中。他所釋放出的力量很快逃脱了他的控制。在改革上，他有的是急切感，缺的是節奏感，由於沒有輕重緩急的次第，最後一切都失控了。
蘇聯解體三十年的世局發展證明，政治理想主義的思維模式往往浪漫有餘卻不切實際，民主政治和資本自由的美好被誇大了，現實發展卻是百病叢生，政治極端對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社會騷動不安。西方從冷戰勝利中建立了高度的制度自信，卻在志得意滿中失卻了自我反思與矯正的動能，致使社會矛盾愈積愈厚，並且遭受經濟頹勢的衝擊，因而走向衰退之路。另一方面，中國的自由民主空間甚至不及他當年所釋放的開放程度，俄羅斯也走入倒退的逆流。
近年來經歷三溫暖一般高熱與酷寒快速交替的香港人，在戈爾巴喬夫殞落之際，回望三十餘年前蘇聯的改革歷程，再咀嚼香港三年多來走過的路，應該會感慨萬千，而且反思起來更為真切。
首先，改革的幅度該當如何設定？徹底的改革符合浪漫的理想，但如果沒有現實中充分的條件配合，必然難以達標，事與願違，甚至帶來顛覆性的後果。期盼一步到位，堅持缺一不可的改革理想，可能失之過度樂觀，而改革若能先設定有限目標，規劃先後次第，循序漸進推動，或許較能行穩致遠，逐步達成目標。
其次，政治與經濟孰重，優先秩序為何？自由民主誠可貴，但對多數民眾而言，經濟起落與民生福禍的變動可能更加切身。如果改革偏於一端，無法讓民眾獲得經濟上的利益，或者承受政治改革衝擊經濟與民生的苦果，甚至擔憂改革無法使其獲益，可能危害他的既得利益，則將不會衷心支持改革。政治與經濟兩劍齊發，或者只發政治箭而罔顧其經濟效應，則可能造成動盪與脫序，造成對經濟前景的恐慌，而引起建置的反撲與民間的反對。
另外，改革追求的目標與所使用的手段是否相稱？改革的成敗一方面繫於所懸示的目標是否切合實際，另一方面繫於改革手段是否穩當有效。如果追求的理想虛妄不實，或者太過難以企及，而所採取的手段缺乏策略性的縝密思考與完整規劃，流於紊亂無章，失之過激過當，或者有礙於目標的漸進性達成，則不是流於功虧一簣，就是失準甚至失控。
最後，境外勢力是否值得信賴？外國或境外勢力有其利益考量，不可能與改革者所追求的目標完全合拍，在過程中也不可能完全相契，始終相向而行。改革者可能被境外國家或勢力誘騙、利用、算計甚至背叛。如果對於外力存着不切實際的幻想，或者對其意圖與詭計不能防範，缺乏對治手段，最後可能勞燕分飛，自己吃虧上當，甚至遭受傾覆之災。這不就是戈爾巴喬夫被國內外人士一致嘲笑的歷史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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