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家彪 : 就「國際消除貧困日」向特區政府發出公開信
促請特區政府參考內地及海外經驗
設立絕對貧窮 制定減貧目標 落實精準扶貧
聯合國設定每年十月十七日是「國際消除貧困日」，倡議世界各國採取積極政策解決貧窮問題。儘管香港是富裕的城市，人均產值排名在全球佔頭三十位之內，但貧窮問題和貧富差距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問題。中共召開二十大明確提出任務是「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鬥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呼籲特區政府設立絕對貧窮、制訂減貧目標、落實精準扶貧。
特區政府現時採用的「貧窮線」以「相對貧窮」概念制定，基準是政策介入（扣稅及提供社會福利）前、不同人數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50%；假如住戶及其成員在政策介入後，收入仍然低於貧窮線，便會界定為貧窮戶／貧窮人口。現時單純依賴統計學和相對貧窮概念劃定貧窮線，方法上存在缺陷，易生爭拗，也不能做到「精準扶貧」；敦促特區政府參考中國內地、愛爾蘭、加拿大等地的經驗，引入「絕對貧窮」指標，針對劏房戶等弱勢社群進行「精準扶貧」，並制定減貧目標，
特區政府時常表示，投放在改善民生、扶貧助弱的資源近年來不斷增加：例如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開支從2011-12年度的403億元（佔該年度經常性開支16.6%、本地生產總值2.1%），躍升至2021-22年度的974億元（佔該年度經常性開支18.8%、本地生產總值3.4%）；又例如政府統計處發佈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宣稱在政策介入後，2020年的貧窮人口更較2019年的64萬人（貧窮率9.2%）降至55萬人（7.9%）。然而，在光鮮亮麗的數字背後，為甚麼基層市民仍然普遍感覺不到生活有所改善？首先，貧窮線並非「扶貧線」，首要目的是為了方便統計分析，而不是為了制訂扶貧、減貧、滅貧策略，並據此為特定群組進行精準支援。其次，現有貧窮線只以「政策介入前」的住戶收入中位數為基準，而未有考慮扣除各種必需生活開支後（尤其房屋開支）的「可動用收入」；疫情下通脹持續，又要額外購置防疫物資，加上打工仔女開工不足，都會使「可動用收入」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貧窮線以收入為單一量度指標，忽略了貧窮問題的「多元性」：即使入息高於貧窮線，但若同時遭遇住屋、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問題，生活質素也會大為惡化。特區政府在今年初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申請人數高達47萬人，超越官方統計的失業數字，就反映了在疫情下，失業停工致貧的問題一直被政府低估。
由於單純的相對貧窮線未能真實反映民眾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便的匱乏狀況，因此不同國家或地區均有採用「絕對貧窮」標準，並制訂減貧目標與策略，以減少生活在「絕對貧窮線」下的人口數目。社會上有人認為「絕對貧窮」標準不適用於香港等已發展社會，是因為他們片面地把它與世界銀行每人每日1.9美元的「國際貧窮線」掛鈎；根據海內外經驗，「絕對貧窮」標準還應該考慮以當地的物價，居民收入是否足以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中國內地在2020年宣佈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面脫貧，成就舉世矚目。國家在扶貧工作上就採用了絕對貧窮的概念：收入方面，以人均每年純收入達2,300元人民幣為脫貧標準（以2011年物價計算；須注意農村人口在糧食、房屋方面可以自給自足，有關開支較城鎮人口低）。除了基本收入準則外，在生活方面，規定了「兩不愁三保障」的生活條件原則，即「不愁吃、穿，義務教育、安全住房、基本醫療有保障」。「脫貧」既要符合具體收入水平，也要達到基本生活條件，是綜合標準。
加拿大在2018年公佈《國家減貧策略》，貧窮線以衣、食、住、行、社交等「一籃子」所需的實際開支為基準，原則是收入能否應付基本開支；並於2019年制定《消減貧窮法》，規定聯邦政府須在2020年將貧窮率在2015年的基礎（12.1%）上減少五分之一、在2030年減半。為此，加拿大政府更設立了12項多元貧窮指標，以衡量減貧策略的成效，涵蓋了收入、食物、醫療、房屋、教育水平、「雙失青年」比例、貧窮持續性、資產抗逆能力（即沒有收入下的積蓄可用多長時間）等方面。加拿大是以立法方式制訂減貧目標，決心堅實。
至於與香港人口相若的愛爾蘭，更是採用絕對與相對貧窮的混合模式，以期集中資源幫助最有需要的貧困人士。第一，每年可支配收入低於中位數60%者，將會界定為「有貧窮風險」；第二，在11項指定基本生活需要中無法負擔2項或以上者，將會界定為處於「匱乏狀態」；同時出現上述兩種狀況者，則是「持續貧窮」人士（2021年佔人口的4%）。愛爾蘭政府早在1997年便已推出首份《國家抗貧策略》，並適時檢討，逐次調高減貧目標、降低持續貧窮率（如到2025年目標為0-2%）。此外，該國還在其抗貧策略中就其他生活範疇訂立子目標，為有較高風險致貧的弱勢社群制訂專屬策略，設立減貧監察機制，並要求其他部門在推出政策前須進行貧窮影響評估、為實現減貧目標負責。
香港屬於富裕社會，在2020年政策介入前貧窮人口高達165萬，政策介入後仍有55萬，貧窮率7.9%，本來就不是值得特區政府誇耀的事。更何況現時各種福利計劃均以現金形式填補貧窮差距為主，零散而欠缺協同效應，又未能精準識別弱勢社群，特別是長者、單親家庭、劏房戶、少數族裔等。以絕對貧窮為指標（可動用收入及生活條件）制訂減貧目標與策略，在國內外均取得良好成效；更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貫徹「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理念，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香港的減貧政策與策略，以「切實排解民生憂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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