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家彪 : 中大改革 豈能再拖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改革引起社會關注。有人提出為何要改，甚至指無須「急着改」，並質疑現時草案無諮詢。
立法會議員代表公眾利益，提出草案改革中大管治，體現履職盡責。根據現行《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三位立法會議員代表立法會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成員，向立法會負責，代表公眾參與香港中文大學的管治。
校董會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最高管治權力架構，校董會主席當然不是校方人員，而是由校董會推選出來的成員擔任。但校董會對學校管治有多大參與權和監督權，則視乎校方管理層的配合和互動。舉例，去年10月「中大校徽更改」一事，校方花費的錢沒有得到校董會同意，「新校徽」更沒有諮詢校董會便直接採用，一眾校董只是在報章上見到「新校徽」，才知此事。見微知著，校董會未能在中大管治達到制度原意。
加強公眾參與監督
議員校董張宇人在立法會反映，常有在校董會會議當日，校方才呈交大批文件的情況，令校董難以掌握細節，校董會如「橡皮圖章」，只能通過校方匯報的事宜。筆者成為中文大學校董不足一年，校董會也只是近期才設立不記名的投票制度，可見制度之不健全。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中大校方對校園暴力的表現、去年校長續任在沒有全球招聘的情況下「急着通過」。如此種種，面對中大管治，我們要問的不是「為何要改革」，而是「為何不改革」。因此，代表公眾利益的議員校董更需要發揮作用，帶頭推動修例。
早在2002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發表宋達能報告書，明確提出香港受資助大學要進行管治架構改革，提升社會的問責和監督，改革內容主要體現在校外校董比例要遠高於校內校董（指受薪職員或學生），校監可委任社會人士參與大學管治，以代表公眾參與和監督。20年過去，全港大學唯獨中大沒有完成改革。2009年和2016年校董會曾成立專責小組展開工作，仍未能成事，造成今日校董會55名校董，受薪職員佔27名的不理想局面。
中大作為每年獲政府資助七八十億元的公共機構，豈可迴避向公眾負責？教資會秘書長鄧特抗教授在上周立法會便指：「根據改善大學管治審視有關報告，教資委認為多間大學都有適當跟進改善措施，唯中大未有跟進有關改善工作」。中大校董會副主席陳德霖在同一場合更直指，「中大改革延誤多時」。既然中大改革早應進行，並有強烈的社會訴求，豈容在最後階段推倒重來。
校方要以大局為重
有人問，為何由議員校董提案？筆者認為要問的是，為何校方不爭取提案？我們更要問，若改革再次功敗垂成，誰人得益？
社會、議會、校董會早已掌握草案內容。早在2022年12月16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修訂《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第1109章)的擬議議員法案，並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討論，校董會主席並獲邀出席會議。有關會議文件已清楚公開草案內容，包括建議縮減校董會人數至34人，校內校董縮減至11人，校外校董調整至23人，當中6名校董、司庫、副主席及主席由校監委任，校友代表確保由評議會及校董會推薦共2名。社會和議會一直知情並常有報道和評論。
更重要的是，校董會已成立五人專責小組，檢視有關草案及2016年方案。專責小組報告在今年4月17日的校董會獲得多數校董通過，並獲得廣泛報道。為何如今竟有個別校董配合校方提出一連串反建議和質疑？為何去年12月沒有提、發表專責小組報告時沒有提，以至今年6月初刊憲時亦沒有提，反而至法案首讀後才「審時度勢」攻擊草案。
作為受高薪的校方管理人員，理應在中大管治架構改革保持中立，以避免引起利益衝突嫌疑。然而，中大校方毫不避嫌，在沒有得到校董會同意及校董會主席支持下，自今年6月中旬開始，積極游說不少立法會議員(除了三名校董議員)成立法案委員會、詆毀草案及要求修訂。校方之後更在立法會聲言要加入不少修訂建議。
筆者不禁要問，為何校方過去8個月，一直沒有聯絡三名議員校董(包括筆者)共商修例，也沒有直接在校董會提出修例，反倒在改革中大草案二讀審議階段，才提出大量修訂。筆者想知中大校方，是支持中大改革，還是想拖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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