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德國式戰略自主與中歐關係中的美國因素

11月4日，德國總理朔爾茨抵達北京，成為疫情以來首位到訪中國的西方領導人。此次訪問是在美國不斷加碼對華打壓背景下進行的，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僅10月，美國就接連向中國發出三個重磅遏制信號。10月7日，美國宣布對中國半導體先進技術出口管制新措施，並且要求盟國也遵守。10月12日，美國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義為威權主義和修正主義力量，是具有改變現有國際秩序意圖和能力的唯一競爭對手，是最重大的地緣政治上挑戰。10月27日，美國國防部發佈《核態勢評估報告》，直指所謂的中國核威脅。

近年來，中美關係的惡化也不可避免地對包括中德關係在內的中歐關係發展帶來負面影響。此次朔爾茨總理行前，德國國內也有不少議論，而從日程上來說，中德領導人也可以在將於印尼巴厘島舉行的G20峰會期間會面。可見，此訪體現了朔爾茨堅定的政治決心，是德國式戰略自主的重要嘗試，也為今後中歐共同思考如何處理中美歐關係提供了探索的機會。

首先，德國式戰略自主的嘗試不是重商主義外交驅動，而是對全球政治經濟變局的戰略認知所決定的。毫無疑問，經貿關係是中德關係的壓艙石，中國連續六年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在華德國企業有7000家，在德國中國企業有2000家，每次德國領導人訪華都帶有龐大的商界代表團更是明證。但單純認為重商主義是德國對華外交的主要驅動力是膚淺的，更重要的是德國對於全球大局和長期利益的戰略認知。朔爾茨在《法蘭克福彙報》談及訪華動因的文章中指出，一個多極化世界的新權力中心正在亞洲、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等地誕生，我們希望與它們建立並擴大夥伴關係。在會見習近平主席時，他再次提及世界需要一個多極化的格局，新興國家的作用和影響值得重視。這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對於世界變局的認知反映。對於上一輪工業化的成功者德國來說，僅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就會失去經濟和技術的競爭力。在數字技術、電動汽車等新型工業化進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有不少地方超過原來的發達國家。如果德國選擇主動脫鉤，失去的不僅是市場，更是競爭和創新的機會。對德國來說，做一個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之間溝通橋樑的戰略定位最符合其戰略利益。

第二，德國式戰略自主以低調務實為特徵。與積極高調的法國不同，很少看到德國官方文件或者總理表態使用「戰略自主」的字眼。朔爾茨在文章中專門提及德國的對華政策只有嵌入歐洲對華政策中才能是成功的，因此出訪與包括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內的歐洲夥伴進行了協調。在中共二十大後首次有機會與中國領導人直接溝通交流帶回去的信息，無疑對其他歐盟成員國具有很大吸引力。與中國政治脫鉤不僅不能解決歐盟和中國之間的分歧，而且會導致溝通渠道的喪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保持與中國高層的溝通渠道也體現了德國希望發揮歐盟與中國之間橋樑的作用。與此同時，有歐盟國家的理解和支持，美國對德國對華積極接觸政策的不滿也就有了擋箭牌，從而可以分流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

第三，德國式戰略自主也是在照顧美國感受中推進的。朔爾茨訪華前幾天，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訪問日本和韓國，在日本他強調民主價值觀國家的合作，並且表示要強化防衛合作。11月3日，日本和德國舉行了首次線下外交防務2+2部長級磋商。這些可以說順應了拜登政府按照「民主對威權」的意識形態劃線，而同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盟友加強防衛合作，也符合美國提出的「一體化威懾力」要求。

作為美國在歐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德國將在堅持同盟的基礎上以低調務實的方式為自己也為歐洲摸索戰略自主之路，而對華關係將是一個重要試金石。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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