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祥：金融峰會可以救香港嗎？

自2019年以來香港最大型的國際活動──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上周結束；峰會雖以投資為名，但特區政府希望傳遞的信息遠不止於此。藉這次峰會，政府汲汲於對外宣示香港正步向正常、香港最壞情况已過、我們仍然能夠接通全世界、香港重登國際舞台、我們仍然是國際金融中心……

投資峰會絕對值得辦，因為可以為香港冲喜；有人認為一場大型活動猶如放煙花，霎眼而過，起不了大作用，說的沒錯，但太苛刻；香港已經「閉關」近3 年，近乎斷絕跟外界交往，對內地又未能通關，長此下去只會陰乾。事實上，特區政府早就應該想辦法突破困局，即使是短短兩天的國際會議，起碼可以對外宣傳香港正在復常，大門重開，這些信息對香港肯定有利。

西方敵意加深 港連接世界困難重重

不過，在冠蓋雲集、一片唱好聲中，卻隱隱然有一股暗流：幾名重量級嘉賓如黑石集團（Blackstone）總裁格雷（Jonathan Gray）、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范潔恩（Jane Fraser）都在最後一刻宣布退出，他們的公開理由是工作安排或確診新冠，但時間上太巧合，令人引起太多聯想；而眾所周知，這兩家金融巨企都跟美國政府關係密切，黑石高層尤其跟特朗普關係友好。

在峰會召開前夕宣布取消行程的還有巴克萊集團行政總裁文卡塔克里斯南（C. S. Venkatakrishnan）、資本集團主席阿穆爾（Timothy Armour）和東方匯理行政總裁鮑德森（Valérie Baudson）。他們本人不來，但派副手或下屬參加，算是在國際禮儀和政治現實之間取個平衡；當香港正準備「重返國際舞台」之際，美國政客已公開提出警告。看來香港要像過去連接世界尤其西方國家，將會遇上重重困難，西方陣營尤其美國對香港的敵意正不斷加深。

10 月27 日（即峰會召開前6天）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兩名民主黨議員，即參議員默克利（Jeff Merkley）及眾議員麥高文（Jim McGovern）發表聲明，指參加這次峰會是為特區政府及中共「剝奪香港自治、新聞自由和法治」提供合法性！兩人敦促與會者重新考慮出席峰會的決定。《華爾街日報》的社評”Wall Street’s Hong Kong Kowtow”則形容出席峰會的華爾街銀行家猶如給特首李家超「磕頭」，無助他們提高自己和公司的聲譽。

美與港金融脫鈎或已開始

美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影響力舉足輕重，如果要針對香港，美國的招數可以層出不窮。其中一例，是去年12月10日，美國財政部把商湯科技列入「涉軍企業名單」，成為拜登政府使用「涉軍清單」打擊的第一家人工智能高科技企業。而制裁決定公布當天，商湯正準備在香港上市定價，美國在這個時候出招，要打擊大陸科技企業的意圖十分明顯，因為一旦被列入清單，美國投資者就不能在市場上買賣商湯。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主要強項之一就是安排內地企業在港上市：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的數量佔本地首次公開募股（IPO）超過五成，股票市值則超過80%，國際投資者持有的A股，約70%經香港交易。在中概股大批回流香港之際，美國不斷打擊來港上市的內地企業，令香港金融市場平白增添了政治風險，影響投資者信心。

美國要打擊香港金融市場早有預警，去年7月16日，美國4個部門──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和國土安全部，聯合發出《在香港商務運營的風險與考量》文件（Risk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Businesses Operating in Hong Kong），「警告」《港區國安法》損害了香港法治和媒體環境，令各種儲存在香港的資料不再安全。文件指出，金融機構應該特別注意美國政府對香港的個人及組織所實行的制裁；各機構應設特別法律合規部門，確保機構不會違反美國的制裁措施。

這份文件的基調，跟美國國會議員和《華日》社評的口徑相符，就是「機構不應違反美國的制裁措施」，而行政長官李家超正是被美國制裁的其中一名官員！這份文件的信息很清楚，就是提醒在香港的美國公司要有準備，美國和香港的金融脫鈎可能已經開始。

新冷戰格局下的港星之爭

上周香港舉辦「投資峰會」之際，新加坡同一時間也舉行了「金融科技節」，據媒體報道，「金融科技節」的規模比香港更大、出席演講人數更多，嘉賓除了來自商界，也有一批政界領袖當「合作伙伴」，包括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印度總理莫迪，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等。

在目前的政治大氣候之下，金融巨企的主管也「因事婉拒出席」香港的峰會，政界人物身分更敏感，他們會參加香港主辦的論壇機會就更微。香港和新加坡之爭，已經不再是經貿、金融、人才等領域的競爭力比併，而是在地緣政治和新冷戰格局下，香港和新加坡各自隸屬不同陣營，各有所屬，各自有不同的角色。

新加坡雖然表面上致力維持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平衡，但國父李光耀堅決反共，一直和美國保持緊密關係，包括軍事上的聯繫。2019年9月23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和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份重要防務協議，新加坡允許美軍使用該國空軍和海軍基地的期限延長15年至2035年。2018年美國和朝鮮最高領導人歷史性會晤，也選擇在新加坡舉行，可見新加坡深受華府信任。

香港回歸後一度致力維持國際化特色，不願成為一個「普通中國城市」，最後在「政治正確」的大潮衝擊之下，香港不但逐步跟內地接軌，從大珠三角到全面融入國家發展規劃，現在更成為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其中4個是中心城市）一員，香港跟內地城市並排發展，這是按計劃而發生的轉變。

至於完全在計劃之外發生的，是2019年反修例風波觸發騷亂，中央頒布《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香港受西方國家制裁，跟西方世界開始漸行漸遠，香港的定位和「國際坐標」從此要完全重設。

自此香港和新加坡在「本質」上已截然不同，香港直接聽命於中央，在政治和外交上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當北京與西方陣營出現摩擦時，香港無可選擇，必須口徑一致對西方「強烈譴責」。這次高峰論壇香港嘗試從「非政治化」的金融領域入手，希望跟西方國家恢復正常交往，但金融也離不開政治，中美正在互鬥，香港豈可置身事外？這次峰會來自美國的「警告」可視之為一次預演，今年香港成功舉辦了，但下次還會否如此順利？美國會否提早出手打壓？我認為可能極大。

固有優勢須保持 人才流失須扭轉

國際金融中心主要取決於三大因素──人才、監管環境和市場流動性。香港的簡單低稅制、資金自由進出、司法制度（普通法），都是金融中心的基礎。上世紀70年代香港在金融全球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包括取消外匯管制、黃金管制及放寬銀行管制，令香港成為歐美金融機構在亞太區從事金融活動的主要城市。上述各項條件，香港現在大部分都仍然保留，只是人才流失問題趨於嚴重，必須盡快扭轉。

除了基礎條件和制度優勢，內地金融開放是香港金融中心發展最大的本錢，香港成為了內地資本市場對外聯通的主要樞紐，為大陸和國際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提供各種服務，增強了香港與各個主要金融市場的聯繫。

香港跟西方國家保持聯繫、發揮金融中心的功能，主要是為內地服務；香港成為了國家金融體制一部分，中美互鬥，香港無能為力，但我們固有的優勢必須保持，這是香港和內地城市最大的分別，在可見將來，沒有任何一個大陸城市可以在金融領域超過香港。到最後，香港的老本還是金融市場。

 

文章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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