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介嶺：對深化港深跨境經濟合作的幾點想法
日前，有幸參加了第一期新視野深港融合發展圓桌會，專家學者圍繞李羅力教授《關於構建深港跨境產業園區的研究與思考》一文建言獻策。
總的感覺是，港深兩地依託國家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共譜「雙城故事」大有可為，可望釋放強大的乘數效應。
首先，香港有加速實現第三次經濟轉型的現實需求。
長期以來，香港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90%以上，堪稱全球之最。其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物流以及專業服務四大支柱產業佔全港 GDP的60%之多。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香港製造業卻每況愈下，2019年在就業人口中的比例只有2.3%，產值也僅佔GDP的1.1%。反觀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其他「亞洲四小龍」，製造業佔比分別高達30%、25%和20%。
對四大支柱產業的過度依賴制約了香港就業機會的多樣性，香港經濟陷入了「低產值，高就業；高產值，低就業」困局，導致社會向上流動滯緩，社會收入和財富不平加劇，使香港成為全球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港府亟需「全面提升競爭實力，創造持續發展空間」，其中一大舉措應該是啟動第三次經濟轉型，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打造創新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為年輕人提供向上流動、在職培訓和職業道路多樣化就業機會。
歷史上，香港經濟已有過兩次成功轉型。第一次是從1950年開始逐漸由轉口貿易轉向製造業；另一次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實現了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經濟轉型。資料顯示，1961年到1991年，香港經濟飛速發展，增長了63倍，人均GDP達到1.5萬美元的水準。
不過，這兩次轉型總括而言都是為了因應外部形勢變化而自我調節，政府只是順勢而為，並未發揮主導作用。也正因為如此，久而久之，許多人關注的是如何賺快錢，香港製造業漸失發展動力，產業結構失衡加劇。
與前兩次轉型不同的是，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以科技和研發為支柱的知識經濟體，政府支持引導明顯增強。其中，「再工業化」是一篇大文章，也是香港實現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題中之義，創科則被視為啟動香港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重要引擎。
作為毗鄰香港最近的一線城市，香港北部都會區等一系列規劃的出台，無疑為港深兩地商討跨境融合方案，釋放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經濟潛力，以及香港「再工業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有助於香港更合理地佈局大灣區，有效解決面臨的經濟轉型、產業培育、住房供給、就業優化、養老助貧等棘手問題。
第二，港深合作共享香港科研成果產業化紅利。
從2016年開始，為幫助香港科研成果轉化「落地」，特區政府先後推出了創新及科技支持計劃、院校中游研發計劃、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等數十項資助基金。今年較早時，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給高校的資助額翻倍增至1600萬港元，為大學初創企業提供與私人投資一比一的資金配對，初創企業每年最多可獲150萬港元資助，為期不超過3年。
令人遺憾的是，香港的大學雖有穩健的科研基礎，「產學研」轉化成果並不樂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的大學多由政府全資，缺乏企業參與。教授專心科研，但產研脫節，研發成果多被束之高閣。此外，研究經費審批時間長，評估標準不切實際，一些具有發展潛力的創科項目胎死腹中。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後，在首份《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了一系列推動創科發展的措施，包括設立100億港元「產學研1+計劃」，資助大學研發團隊科研成果商品化；未來五年吸引100家具潛力的創科企業落戶香港，包括20家龍頭創科企業，並承諾繼續全力推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工程，以及新田科技城建設。
香港擁有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和6所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中心，是亞洲唯一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的城市，還是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資中心。在最近發表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香港的創新實力位列第14位，基礎科研能力雄厚，人才培養、創科產業發展勢頭正勁。
深圳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應主動加強與香港方面的合作，探索產研結合最優路徑，借力香港的科研優勢攻堅克難，進一步將產業做大做強，爭創世界一流，為地方經濟，乃至國家經濟發展注入更多的增長動力。
第三，對接國家戰略建立半導體全產業鏈。
晶片被稱為21世紀世界經濟的「新型石油」。目前，全球正面臨晶片短缺問題，國家亟需在先進晶片方面打破西方壟斷。「新一代半導體」是「再工業化」極具潛力的新興產業之一。香港似可探索設立晶片設計中心，吸引全球知名半導體企業來港投資設廠，利用自身優勢幫助國家解決先進晶片樽頸問題。這方面，香港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其一，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金融系統穩健，資本流動自由，簡單低稅制，人才資源豐富，自由的貿易和投資制度，良好的法治環境，知識產權（IP）保護制度健全，科研基礎雄厚，高效率的政府，聯通內地與全球的獨特地位突出，長期保持有利營商的制度優勢。
此外，在「一國兩制」制度保障下，香港也是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金融、經貿、法律等方面與西方國家完全接軌，既具備確定性及可預期性，又能靈活應對商業變化的需要，在處理商業糾紛等方面具備優勢，有助於香港繼續發揮超級連絡人作用，成為國家內循環的積極「參與者」，以及國內外雙循環的有力「促進者」。
其二，香港電子業有過輝煌的歷史，底蘊猶在。根據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資訊技術研究所的報告顯示，香港晶片產業起步於上世紀60年代，比台灣還要早。1989年，電子企業達2009家，出口值達558.18億港元，產品已不再是簡單的收音機、電子錶、計算器等產品製造，而是瞄準了微型電腦、個人電腦、多層次線路板、高級通訊器材等產品。
90年代，摩托羅拉等國際巨頭開始在港設立研發中心，香港電子產業從中低端化開始朝高端化發展，盛極一時，舉世矚目。毫不誇張地說，「一個新電子產品的製造時間，美國要8個月，日本要5個月，而香港平均不到3個月。」
然而，由於官方缺少對半導體產業的規劃和扶持，以及其他一些原因，90年代後期香港漸漸錯失發展良機。
特區政府當以史為鑒，在其他國家對半導體產業提供大量補貼的情況下，有針對性地進一步推出產業支持政策，藉助『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國家『十四五』規劃賦予的創建國際創科中心的定位，重振產業雄風，助推國家逐步減少對海外高科技產品的依賴。
其三，深圳晶片產業發展迅猛。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綫，深圳是內地半導體與集成電路產品的集散中心、應用中心和設計中心之一， 2021年積體電路產業主營業務收入超過1100億元，積體電路設計業產值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上游的晶片設計和下游的晶片應用優勢明顯，不足之處是中端晶片製造企業數量少，產能難以滿足市場需求。
毋庸諱言，中國晶片對外依存度仍然十分高，甚至超過了對石油的依賴，其中，汽車晶片更是高達95%。面對美國的圍堵封殺，中企在實現高端晶片國產化方面仍任重道遠。如何突破困局，在先進晶片設計、製造、應用領域，港深合力打造健康穩定的產業供應鏈或能扮演重要而獨特的角色。
當然，紙上談兵，說易行難。香港是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擁有開放規範的營商環境，經濟自由度等許多方面的全球排名十分亮眼，且不說港深合作會出現「水土不服」，即使廣東省內城市間尋求合作，也會各懷心思，不一定完全合拍。何況港深兩地具有不同的法制、稅制、會計準則、執業資格和市場監管制度，如何熟悉和適應對方的制度安排和思維習慣更是挑戰巨大。
為此，港深兩地不能想當然地在宏大敘事當中迷失方向，必須大膽探索，小心求證，多些換位思考。只有找准對方的利益驅動點，雙方才有可能相向而行，放眼世界，合作雙贏，在不斷尋求優勢互補中進一步提升自身實力，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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