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日本防衛政策釋危險信號 切勿成罪人
日本內閣16日公佈新《防衞計劃大綱》、《中期防衞力整備計劃》，以及作為外交與安全政策綜合方針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其中，《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為日本防衞的綱領性文件，是自2013年制定以來首度進行修訂，特別需要一提的是，其中涉華部分，岸田內閣對中國的軍事動向從「國際社會的關切事項」上升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戰」，引人側目。我們認為，此次修訂是二戰結束後日本防衞政策的重大轉變，影響更甚於2014年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衞權，而中日關係也因此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需以謹慎和智慧來應對。
第一，日本防衞政策由「守」轉「攻」，一意孤行釋出危險信號。
眾所周知，二戰之後，由於和平憲法的存在，日本的防衞力量發展受到約束。根據和平憲法精神，日本僅維持最小限度的自衞性質的武裝力量，不發展進攻性武裝力量。然而，新安保文件規定的「反擊能力」允許日本發展中遠程巡航導彈等防區外打擊能力，並可對敵方基地等目標發起直接攻擊。不僅如此，所謂「反擊能力」還為日本在並未受到直接攻擊的情況下發起主動進攻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說，今後根據需要，日本可以依據新安保法在未受直接攻擊的情況下運用「反擊能力」協助其他國家參與地區戰爭，這意味着日本傳統意義的「專守防衞」已經消失，這不僅標誌着戰後日本防衞政策出現重大轉向，也再度向周邊國家釋出危險的信號。
不僅如此，根據新計劃，日本2023-2027財年的五年防衞開支將增加到43萬億日元，比當前五年大幅增加56.5%，其中彈藥經費也由近年來一直維持的2000億日元左右大幅增至8283億日元，實戰意味相當濃厚。鑒於歷史上日本曾步入軍國主義歧途，犯下侵略擴張和反人類罪行，給地區和世界帶來深重災難，此次日本在安保方面的大幅動作已經引起了亞洲各國對其復甦軍國主義的擔憂，對此，我們需要高度警惕,對於軍國主義的復甦要堅決反對。
第二，日本對華錯誤認知亟需修訂，中國不是日本軍事擴張的借口。
我們看到，日本這次在安保文件中將中國定義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戰」，並貼上了「經濟脅迫」的標籤。更有甚者，一些日媒援引「相關人士」報導稱，擴充彈藥費是「考慮台灣海峽局勢等，認為儲備在出現突發事態時可能會不足」。可以說，目前日本國內充斥着對華強硬的聲音，特別是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更是幾乎一邊倒地將台海局勢與俄烏關係類比，炒作「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說法，煽動「中國威脅論」。我們認為，這是嚴重偏離基本事實且荒謬無比的說法，中國在釣魚島、南海、東海、涉台等問題上的立場向來是明確堅定的，採取的有關措施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日方是在指手畫腳，借機生事。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岸田內閣還是在這個時間點別有用心地推出了「安保三文件」，再次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精神，肆意煽動「中國威脅」論，挑動地區緊張對立，並嚴重破壞了中日兩國之間有識之士的努力。我們需要告誡日方，中國不是日本所謂實現「正常國家」的棋子，更不是為其軍事擴張計劃開路的借口，日本不能執迷於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而放縱自身擴軍強武，而是應該回到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上來，因為無論是從哪方面來看，岸田政府都需在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上積極作為。
第三，日本需認清世界大勢，不做戰爭推手。
我們注意到，本次日本安保政策大轉向受到了周邊國家的強烈反對，但也得了某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國家的支持。據悉，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指此將「強化並現代化」美日同盟，國務卿布林肯更稱此為促進印太地區和平「重新構建同盟能力的文件」， 但美日同盟不等於日本成為美國佈置在亞洲的馬前卒，日本也不應該一股腦地將美日同盟的關係放置於國家利益與地區和平之上，亞洲人民的安定生活更是不能成為日美雙邊軍事關係的犧牲品。
據日媒報導，最新民調顯示日本新安保戰略出台後，岸田文雄內閣支持率創下新低，僅有25%，這個數字不僅反映了日本人民沉默的大多數的真實心態，也側面突出了反戰人士的迫切呼籲。中國古話有云，「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我們認為，日本政府必須認真傾聽國內外的反對和擔憂之聲，不要將政治、軍事凌駕於人民訴求之上，必須尊重亞洲鄰國的安全關切，在安全領域謹言慎行，認清和平乃世界大勢，不能再次成為戰爭推手，再次成為全世界、全人類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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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