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裕舜：拜登對華關係--細節決定成敗
對於11月14日的中美元首會晤，外界進行了廣泛分析，包括會晤的背景、準備工作以及對雙邊關係的影響。無論對中美關係持有怎樣的立場，大多數人認為，這次會晤通過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為「激烈的競爭」提供了急需的底線。
美國方面一再表示，此次峰會及隨後做出的承諾對於恢復雙邊關係的「護欄」至關重要。但中國認為，這是對其世界觀進行的根本性調整和重新表述：一個多極化的世界裏，中國和美國仍然是全球安全的主要參與者和支柱。
問題在於：怎麼才能實現這一點？鑒於華盛頓對中國的嚴重猜疑和尖銳指責，這種多極化但又同時存在兩股領導力量的世界觀如何才能實現？
很明顯，中美兩國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包括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中國的晶片生產和產業政策、美國的關稅及其對中國的經濟戰略等問題。其中一些分歧在峇里島公開暴露出來並成為焦點，例如台灣問題。其他問題被淡化，儘管它們在議程上仍然佔據重要位置；一些人發佈的言論也涉及到這些問題，而且他們的觀點與美國對華日益強硬的共識相符。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峇里島會晤表明雙方存在探討改善關係的初步意願。但無論是兩國領導人在峇里島的會晤，還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與中國駐美大使秦剛之間的會談，都遠遠不夠。這些會議有助於制止雙邊關係持續迅速惡化，清理雙邊關係面臨的阻礙和誤解，並促使兩國同意烏克蘭應保持無核武器狀態。然而，兩國關係要真正有所改善，並朝着2016年以前的方向轉變——雖然我對這一前景仍然感到悲觀——必須看到以下變化：
首先，「護欄」是關鍵。雙方需要採取積極、協調一致的行動，為軍事、經濟、產業和技術領域的雙邊交流恢復強有力「護欄」。其中大部分行動可能被認為過於雄心勃勃，但如果北京和華盛頓對各自防範的東西保持現實和謹慎的態度，並且在確定必須反擊的根本性威脅時謹守最高原則，那麼越界行為是可以避免的。一場全面的熱戰或核戰爭，導致部署的武力不可逆轉地擴張，似乎是雙方最應考慮的重要問題——從烏克蘭遭受的嚴重破壞，我們已經看到21世紀兩個核大國之間的「代理衝突」如何收場。
然而，要使「護欄」的概念不是單純的空談，一項基本要求是在兩國政府的所有部門以及高級決策層之間建立起開放的常規溝通渠道。各個部門的領導應該確定太平洋彼岸的同僚，並建立起工作關係。出現緊張局勢時，這種溝通是至關重要的，而且澄清各自的立場，對於防止過激反應同樣至關重要。例如，恢復軍方和國防部之間的會談是值得歡迎且重要的第一步，有助於管理在爭議水域出現的衝突或者險肇事故可能引發的後果。
其次，中國和美國都必須積極探索實質性合作的前景，而不是口惠而實不至。「北京和華盛頓必須合作應對緊迫的挑戰」，這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如果說這句話現在很少聽到，這並不是因為它是複雜的概念，而是鑒於日益對抗的雙邊氣氛，兩國政治家發現支持雙邊接觸的立場變得越來越困難。
然而，魔鬼在於細節：通過合作，雙方應該或者可以在哪些領域有所收穫？第一，最明顯的領域是氣候變化，比如優化太陽能電池板供應鏈；共同推動去碳化、植樹造林行動和技術；協調減少排放和促進綠色轉型，同時不給兩國造成沉重的代價。這些可以成為明智的開端。第二，加強從非洲之角到海地等地區的維和任務，以及在諸如俄羅斯持續入侵烏克蘭等衝突問題上尋求共識。中國最近發表的聲明令人鼓舞。第三，也是最後一個問題，是再次為醫學和公共衞生研究創造中立、非政治化的空間。恢復大多數敏感行業的互信是可以做到的，這種想法本身是幼稚的，但至少科學家和醫生應該專註於科學本身，而不是保護自己免受政治影響。
以上兩點都需要時間，都需要極大的政治資本和決心。那麼，問題來了：雙方可以採取哪些措施，確保在峇里島會晤之後連續取得成果？以下是一些值得考慮的建議：取消對雙方記者和學者的出行和簽證限制，恢復大學之間的學術和教育交流，以及舉辦有意義和坦誠的「二軌」對話。承認麥卡錫主義言論意在污名化和騷擾華裔美國人的同時，還應採取相應的應對行動。
另一方面，所有各方都應反思狂熱民族主義的局限性和危險。過分宣揚民族自豪感和團結的說辭，不僅破壞國際信任和信譽，對那些致力於彌合兩國分歧的人士也是不公平的。中美元首會晤之後，兩國關係是否會進入緩和與和解的階段，目前還有待觀察。樂觀主義者可能認為這種觀點值得持有，但我仍然持懷疑態度。話雖如此，可以而且應該採取更多措施，才能讓兩國關係的風潮再次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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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