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通關名額爭議庸人自擾 一國兩制需要「難得糊塗」
1月8日，香港終於與內地恢復通關了。雖然初期還有名額限制，但在首日的關口我們看到了久別親人的擁抱，看到了官方送出的福袋，這些都讓所有人有一種窩心的感覺：正常的生活就要回來了。
然而就是這個名額限制還搞出了一輪爭議。按國際通行的入境政策倫理，內地居民回內地、香港居民回香港都應當無條件接納。在此政策下，「港漂」，這個既拿香港身份證又拿內地往來港澳通行證的人群，成了「兩面人」。在陸路口岸每日雙向各5萬人的限額下，他們到底要不要申請名額就成了焦點。
的確，從身份看，內地和香港都是他們的家，回家理應免名額。於是宣布通關政策當晚，港府回應立法會議員張欣宇的查詢時指出：同時持有「港澳通行證」和「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往返兩地都不用預約，也不算入每日名額中。
香港社會實際也默認這種特殊性，在政策宣布後的一天內，輿論場里並無波瀾，幾無爭議。然而第二天，從深圳方面傳出消息，港漂需要預約名額。港府經過第二輪與深圳政府協商後確定了港漂來回必須約一程的方案。這一天之內的反轉令人無所適從。
與此同時，另一個群體也覺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損害，那就是持探親簽注來港的內地親屬。原本他們可持簽證直接來港，但通關反而對他們來港設置了障礙。只不過他們作為社會中的沉默群體並未形成輿論。
關於通關名額的左右搖擺、錙銖必較，實際沒有必要，尤其對這樣一個短期政策。
首先，讓港漂自由來往沒有問題。
第一，按照上年計算消費券開支時公開的數據，所謂港漂人群大概有30萬到35萬。相信港府在設置通關限額時已經做了承載力計算，並對此類人士使用關口的數字和習慣做過推演。而且，此人群普遍受過高等教育、有正式工作、屬中青年、偏中產階級、且富有社會責任感，幾乎不會製造社會矛盾，如走水貨，違反防疫規定，或增加重症數量等。評估的結論是香港能接受，也應該接受這群人回港。
內地就更不必說了，腹地廣大，允許此人群進入不會增加承載壓力，48小時核酸的要求更是基本消除了防疫風險。
第二，實際操作中在關口也很難查驗。現在已經出現案例：有港漂未預約卻完成了兩邊通行，因為關口保安人員為保證通關效率，只查驗香港身份證/港澳通行證。只要回港有香港身份證則放行，只要離港有港澳通行證即放行。如果要完全杜絕這種情況需要仔細查驗每名通關人士的預約信息，核對證件、時間等，非常損害效率。
實際上，不是所有人都緊密關注新聞，更多港漂因為不了解政策而選擇「求安全」，兩頭預約，憑空佔了很多本不需要佔用的名額。這套複雜的名額規則製造了高學習成本，造成混亂也是必然。
另外一大問題是對於之前內地一直開放的短期簽注類型，如探親和商務，應當繼續放行。
此兩類人群都是有更重要需求的旅客，兩地通關多輪磋商中也都把家庭團聚和商務往來作為優先考慮，此次將他們與旅行簽注持有者放到一起搶名額明顯不符合政策倫理。另外，按照入境處的數據，通關前每日經深圳灣口岸進出香港的人數大概是各1000-2000人，其中已包括了探親和商務等人群，這個數字是可控的，也完全沒必要讓他們搶名額。
筆者認為，本次的通關政策有幾個方面需要修正。
第一，對於內地來港應當區分旅遊簽注和其他簽注。其他簽注，包括就業、就學、探親、商務、公幹等等，應該免名額入境香港，保證有更重要需求的人群通關便利。只有旅遊簽注持有人需要申請5萬陸路口岸來港的名額。這樣既簡單直接，又符合政策初衷，社會爭議小。
按此類人群特徵分析，在48小時核酸要求的調控下，基本可以杜絕「刷關」的情況，可以實現人流和疫情可控。
第二，按照這樣的原則對等設置政策，北上限額也只應該限制旅遊人士。然而回鄉證和通行證不同，其通關目的無法從簽證類型區分。所以如果按民眾便利為第一考慮原則，就應該全面取消北上名額限制。這不僅避免出現非必要佔用必要名額的問題，也適合兩地現在的疫情水位，同時符合「一國兩制」中「內地大，香港小」的現實情況。
當然，執政者在初期可能忌憚輿論風波，例如香港人通關無名額限制屬「特權」等，挑動兩地矛盾，所以先籠統的設置一個對等的通關限額，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政府應該設置一些豁免條件，比如探病、奔喪，只要拿着證明文件則無需預約，關口立即放行。再例如，如果有商業的邀請函、企業考察必需性的證明書，則無需預約，到關口立即放行等等。最大程度的滿足必要、緊急的通關需求，省去複雜流程。這完全符合兩地歷來通關磋商中對恩恤和商務需要人士優先通關的政策方向。
第三，相比人數限制，通關更應設定疫苗要求和旅遊保險制度。實際上通關初期一切的政策初衷都是怕在疫情尚未過去的情況下，尤其在冬季突然的開放會造成香港醫療系統的崩潰。畢竟一個750萬人的城市直接面對14億人的內地承載力不足。這就需要在防疫和醫療兩方面下功夫。
港府第一階段暫時維持核酸檢測要求是合理的，但更應該設定疫苗限制。例如規定來港人士必須打齊三劑疫苗，且最後一次接種在最近半年內，或着必須有陽性康復證明，（內地暫時沒有陽性申報機制，可能需要測抗體，可執行性需推敲。）保證每位入境人士的自身抵抗力。同時，臨時設置旅遊保險制度，要求每名來港旅客出發前購買。這樣如果在港需要求醫，需進入私立醫院治療，防止公立醫療資源擠兌。查閱資料，一般內地赴港澳旅遊險每人在人民幣100元上下，可以保證旅客額外花費在可接受範疇之內。
在這樣的設置下，按照兩地可按照疫情趨勢取消核酸要求。
第四，對於赴港旅遊簽注的發放，香港也可與內地出入境管理部門協商，按照各城市過峰進度逐步開放簽證數量。例如有專家已測算，北京已有超過8成人感染，河南已9成，即可從這些地區開始擴大簽證發放數量。隨着各地陸續疫情趨穩，再隨着冬季的結束，兩地政府可以考慮恢復正常自助辦理簽注的業務，並放寬直至取消名額和核酸限制。
這個過程可能非常快，港府應當設置兩周一檢討的節奏，緊隨形勢持續調整政策。
第五，提前設置明確的面對次生社會矛盾的臨時法規。例如開放後可能會有內地旅客買葯的需求，對於市面上一些應對疫情的藥物，香港政府應當按照成分設置限額，參考對於購買奶粉的限制措施。在滿足合理需求的情況下，在短期內禁止一人購買大量藥物的情況，並在關口加強檢查，避免兩地矛盾。
最後，內地大部分地區疫情正在過峰或已經過峰，香港也在逐步實現群體免疫。現在的通關限制，很可能只是一個月、兩個月之內的短期政策。所有限制的初衷是為了向完全放開平穩過度，而不是嚴格管控。換句話說，現在要的是在可控的範圍內最大程度恢復兩地交往，而不是每日卡住五萬的名額，五萬零一，五萬零二都不行。如果為了一些原本可控的因素而陷入社會爭論，來回撕扯，那完全是庸人自擾。
筆者注意到，在這輪爭議中，有一些聲音甚至口不擇言污名化個別社會群體。某位本港知名評論家就以維護公平為由提出「港漂不可以有特權」。港漂有什麼特權？反而這個群體在香港一直以來以被政策忽略著稱，單說消費券計劃，港府直到最近一輪才把港漂群體納入。這群納稅人一直為香港的財政做貢獻但卻長期得不到回饋，於情於理都講不通。現在只是他們的身份在通關初期處於模糊地帶，社會大眾都表示默認理解，政府經過評估後也認為風險可控。然而，這些所謂「愛國愛港」的KOL卻第一個跳出來貼標籤，上綱上線，製造矛盾，讓人不得不質疑他們的真實思想。他們愛的是國？是港？還是流量？
本次圍繞通關產生的爭拗也恰好說明了一國兩制的特殊性。在香港，東西中外有如此多各種身份的人共存，大家和諧共處，共享便利和繁榮，這不僅需要巧妙的制度設計，更需要「難得糊塗」的智慧。例如通關的問題，如果無限摳下去，大家會發現各種小眾人群可能在通關過程中「鑽空子」，「有特權」，那麼我們是要嚴厲打擊？還是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放他一馬」？或者說一國兩制要的到底是完美的控制，不留一點縫隙？還是在無害的基礎上，創造更多便利，更高效率？這是個執政思維乃至社會發展理念的問題，值得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