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巍：跑贏「田徑賽」需超越中美雙邊競鬥
過去幾年，美國特朗普、拜登兩屆政府全面調整對華戰略，以「接觸」為核心的戰略已被「戰略競爭」所取代。面對美方種種霸權主義、強權政治行徑，中方理所當然地進行了堅決反制和鬥爭。在美方打壓與中方反制的循環中，中美關係過去幾年呈現螺旋下降態勢，中國與美國之外的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關係也遇到一些困難。黨的二十大強調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按照二十大提出的「堅持系統觀念」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要求，我們在高度重視美國對華挑戰的同時，應考慮超越中美雙邊競鬥，將重心放在維護和提升中國與世界的全面聯通之上。如此，我們才能贏得中美長期戰略博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條件。
兩個大局之間的張力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要看到，兩個大局之間存在某種張力，統籌並非易事。但也唯其如此，統籌兩個大局才尤其必要。
一方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要求中國與世界的聯通。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的國際環境逐步改善，與外部世界的聯通逐步提升。在開放的環境中，中國實現了更高水平的發展。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後，這在中國已經成為全民共識
。
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核心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兩個途徑，一是細化分工，二是科技進步。處在一個相互聯通的國際環境中，特別是處在與發達經濟體的聯通中，市場規模才能最大化，分工才能細化、專業化，勞動生產率才能隨之提高。
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帶給我們一種斷裂、對抗和陣營化的衝擊。大變局中，中國的發展和崛起是最重要的變化，而這一變化引發美國對中國發展的忌憚與打壓。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經過幾年調整已日趨定型，其中一個焦點就是脫鈎斷鏈、築牆設壘，通過技術脫鈎、產業脫鈎甚至貿易脫鈎來扼殺中國長遠發展的後勁。2022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則進一步激化了大國對抗，從而強化了這一趨勢。
美國決策精英的目光是老辣的。過去40年，中國正是在一個相互聯通的世界中取得了長足發展。美國決策者現在決心將中國從這個相互聯通的世界中排除出去，並不惜為此付出一定代價。拜登政府圍繞軍事安全、意識形態、半導體產業鏈等不同議題，超越地緣鄰近性，組建了不少靈活的盟伴組織，「塑造對美國有利的國際環境」。例如組建多議題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圍繞核潛艇等軍事安全議題組建美英澳聯盟等，圍繞意識形態召開「民主峰會」，圍繞產業鏈組建「晶片四方聯盟」，圍繞科技打造「T12聯盟」等。
英國政治經濟學者蘇珊·斯特蘭奇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結構性權力」的概念。結構性權力強調塑造和決定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能力。美國學者安妮·斯勞特在2009年則提出，21世紀的世界政治是一個網絡化的世界；衡量權力的尺度是一個行為者在網絡化世界中聯通的程度。美國決策者似乎深諳這些觀點，拜登政府以上做法都是在編織一個以其為中心的網絡，並且試圖將中國排除在這些網絡之外。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要求我們與外部世界特別是發達國家保持緊密的聯通，而在百年未有之變局下，美國卻在想方設法阻斷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通。兩個大局我們都要妥善應對，但兩者背後的力量卻是相反的，這就是兩個大局之間的張力。尤需注意的是，當遭遇美國種種霸凌、侵害中國利益的行為時，我們必然會選擇提高安全防範水平，必要時還會做出反制，這是維護國家尊嚴、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需要。與此同時，當我方提升安全防範水平以應對美國壓力時，也有可能導致與外界聯通受阻，當中國反制美方「脫鈎」行動時，本身是正義合理的行為，卻也可能從相反方向加速了脫鈎。因此，如何反制、甚麼時候反制，考驗着我們的智慧。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當前對華戰略的危險之處不僅在於其各種反華動作本身，也在於其企圖將中國剝離出國際政治經濟網絡，同時通過施加外部壓力，誘導、刺激中國走向反向脫鈎或大幅增加中國崛起的戰略成本。
用「加法」對沖「減法」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複雜巨系統，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帶來的挑戰，則是民族復興的外部條件，是這個複雜巨系統的組成部分，兩者是系統與要素的關係。從系統論角度看，具體要素必須放在系統這個大框架內去考慮，即應對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必須考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從系統觀念和戰略思維看，兩個大局的關係是確定的：我們需要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所必需的聯通性。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應當盡量減少對聯通性這一更大目標的損害。
一定有人問，現在不是中國不想與世界保持聯通，而是美國決策者要切斷中國與世界的聯通。但我們也需看到，與44年前中美建交、51年前中美「破冰」之時相比，中美關係中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中國的國力大幅增強，中國與世界緊密聯通，中國在中美關係中的塑造能力大幅增強、選擇空間大幅增加。美方戰略調整給我們帶來的挑戰是艱巨的，但是中方完全有能力、有空間做好「加減法」，絕非別無選擇。
第一，在事關中國領土主權、政治安全、根本制度等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美國做「減法」，中國也只能堅決做「減法」。在這些問題上中國沒有妥協的空間，必須通過堅決有力的反制措施震懾美方行動。
第二，美國政府在科技、經濟、人文等領域做了很多「減法」，我們應對美方「減法」的程度、效果做精確評估。例如，在中美關係中，「卡脖子」往往不是完全中斷聯通，而是給聯通製造巨大的困難，並非完全沒有做工作的空間，只是要更精準地評估，哪裡需要「支架」，哪裡需要「搭橋」。再比如「脫鈎」，過去幾年的經驗表明，即使美方推動脫鈎，只要應對得當，有針對性地工作，與中國完全脫鈎就很難出現。
第三，美國方面做「減法」，我們就更要與歐洲、亞太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做「加法」。毋庸諱言，中國與這些地區和國家在某些具體領域也時有分歧存在，但是系統觀念要求我們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東盟國家以及美國在歐洲、亞太的盟友尤其值得中國重視，並與對美關係有所區隔。從近幾年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看，中美之外的其他國家並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一些美國的盟友在對華戰略上也與美方並不完全同步。
第四，美國並不是一個單一的行為體，要充分認識到美國內部的複雜性、多樣性。其一，美方在一個問題領域做「減法」，我們仍可在其他領域做「加法」。當前，中美矛盾更多地體現在雙邊或者地區層次，在宏觀經濟穩定、氣候變化、公共衞生等全球性問題上，美國仍需要與中方合作。中美在全球問題上合作，不僅符合兩國的利益，也是整個世界的期待。
其二，美國國會做「減法」，我們可爭取與以白宮為首的美國政府行政當局做「加法」。即使美國整個政府都做「減法」，我們還可以與美國商界、學界、地方做「加法」。通過優化中國國內的營商環境、加強中美人文交流、推動地方省州交流，我們可爭取到更多的友華、知華力量和合作性力量。
黨的二十大要求全黨「堅持發揚鬥爭精神」，這也體現在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整個外部世界做好「加減法」的過程中。矛盾是無時不在、無所不在的，鬥爭是解決舊矛盾而新矛盾又隨之產生的過程。毛澤東同志指出，「當着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鬥爭性時，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鬥爭形式的區別」，「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也就是說，鬥爭既可能包括激烈的對抗，也可能包括迂迴、妥協、合作等不同形式。這就是黨一再強調「善於鬥爭」的要義。
2021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上指出：「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礎上的競爭，開展你追我趕、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而不是搞相互攻擊、你死我活的角斗賽。」面對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調整，如果陷在中美雙邊層次的你來我往、以牙還牙，並不符合「國之大者」的要求。美國決策者要怎麼做，中方很難主導，但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做到以我為主、保持定力，超越中美雙邊層次競鬥，堅定不移地把焦點放在強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所要求的聯通性之上，尤其是與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聯通。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能真正跑贏「田徑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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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