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蘅：遊行掛卡牌與繫紅絲帶

早前，疫後首個遊行，輿論對於警方要求遊行人士胸前掛卡牌感到不滿，認為具有「侮辱性」。至周日，再有10個集會和遊行活動，警方又要求參與者以手臂繫紅絲帶、手持棕枝等方式作識別。

無論是掛卡牌還是繫紅絲帶，當然是出於不放心。經歷2019年的暴力示威，全港都猶有餘悸，警方更是不敢懈怠。事實上，早前的示威本來不是疫後第一個獲得批准的遊行示威，先前已有組織獲准舉辦遊行，但臨門一腳，卻懷疑有不法份子將會搗亂，最終取消了活動。故此，遊行前的部署必定加倍審慎，有關安全措施，都經過主辦方和警方協商後，才決定採用。

據主辦方稱，當初知道遊行要掛卡牌，已感到極大侮辱，但考慮到遊行人士表達訴求的意願同樣要尊重，才與警方妥協，又稱下次若再要求掛卡牌，就不會發起遊行。無論如何，應是當初認為尚可接受，但遊行期間遭人非議，就變得不可接受。輿論甚至以二戰期間猶太人戴臂章作比，極言「掛頸牌」的侮辱性，而「掛頸牌」的形容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寵物戴頸箍，故此有所謂「圈養的感覺」。

從照片所見，遊行人士胸前所掛的卡牌，是坊間常用的卡牌，卡牌的帶子雖然繞過後頸，但卡牌卻是懸在胸前，而非箍在頸上，基本上就是類近很多場合都可見到的人名牌，又比如很多企業的外來訪客，乃至立法會大樓的訪客，都會獲發一個訪客牌，與遊行人士掛的卡牌無論形制還是功能都相近，難道我們又會說企業的訪客和立法會的訪客是被圈養、要求他們掛上卡牌具侮辱性？那只不過是想識別掛卡牌人士的身份，在企業和立法會是想讓人知道他們是外來訪客，在街上是想讓人知道他們是獲准參加遊行的人士，這兩種身份都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不應讓人覺得羞恥，掛上卡牌也就沒有甚麼可恥。

至於猶太人戴臂章，臂章本身只是一個標記，那可以是一種榮譽，也可以是羞辱，端視乎人們賦予這個標記的涵義。就好像警察有三粒花，那是代表職位高級，是一種榮譽。猶太人戴臂章是用以識別他們是猶太人，只因當時猶太人是受排擠、歧視的，戴臂章才成為羞辱。如今，遊行人士掛卡牌，是用來識別遊行人士的身份，那不可以是一種榮譽嗎？為甚麼要視作羞辱？

被識別為遊行人士會感到羞辱，那只因2019年許多暴力示威的人已成階下囚。然而，如果是經警方准許的示威，並不違法，也不會被囚，那是享用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的權利，被識別出來又怎會感到羞恥？
所謂羞恥之說，完全是炒作，或感到不習慣。到本周的10個集會和遊行活動，警方變招，改為要求手臂繫紅絲帶，已沒那麽多反對聲音，其實兩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只是略為改變形式而已。
當然，我們更希望安全風險早日消除，大家可安心地享有遊行示威的自由，不用再有任何額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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