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介嶺：美印「同床」或易「圓夢」恐難

差不多在同一時段發生的瓦格納倒戈事件，多少搶了印度總理莫迪訪美的風頭。2014年擔任總理以來，莫迪已五次訪美，但這是首次以外交最高規格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顯示了美國對深化美印合作的高度重視。要知道，拜登入主白宮後，僅有兩次以此規格接待外國領導人，一次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另一次是南韓總統尹錫悅。

莫迪受此殊榮可謂「冰火兩重天」。誰都不會忘記，莫迪一度在美國很不受待見。2005年，當時的小布希政府曾拒發莫迪簽證，理由是其治下的古吉拉突邦發生反穆斯林宗教流血衝突，導致逾千人喪命。2014年印度人民黨贏得大選，奧巴馬政府才撤銷了這一決定。

近些年來，隨着中國的強勢崛起，美印兩國戰略願景趨同，視對方為「天然盟友」，雙邊關係愈走愈近。莫迪此訪不僅受邀在美國國會進行演講，還與美方達成了58項合作協定，涉及防務、半導體供應鏈、高科技、太空、清潔能源轉型、公共衛生和等各個領域，賺得盆滿缽滿，被視為美印關係的轉捩點，標誌着兩國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在印度民主被詬病出現倒退的今天，美方不遺餘力地發展對印關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無論如何都離不開一條主線，借用拜登的話表述就是，在全球正處於一個每隔幾代人就會經歷一次的關鍵的歷史時刻之際，世界面臨的挑戰和機遇需要美印兩國共同合作。美印關係在21世紀「具有決定性意義」，兩個偉大民族、兩個偉大朋友將決定21世紀的世界發展方針。

所謂「決定性意義」英語用的是「defining」一詞，意思是「給……下定義」，不太容易譯出其中的神韻。但如果從美國將中國定性為「最主要競爭對手」和「最重大地緣政治挑戰」這個角度去分析，或能更好理解「defining」隱藏的信息。說穿了，那就是面對中國模式的崛起，美國必須聯合印度給本世紀確立什麼樣的國際秩序下定義，設標準，立規矩，儘管美方口口聲聲稱加強對印關係「不是某種地緣政治交易或針對共同威脅的權宜之計」。

迄今為止，中印邊界爭端尚未找到解決辦法。對美方而言，印度瀕臨印度洋，用得好可望與太平洋沿岸的日本、澳洲構成重要的戰略安全三角關係。事實上，美國各界都將印度視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地緣政治制衡力量、經濟替代選項，以及中國民主的對照組」，期待通過深化美印關係，「塑造中國所處的戰略環境」，「界定國際秩序的基本性質」，遏制中國任何改變印太地區秩序和力量平衡的企圖。

美國發展對印關係並不奢望新德里會直接出手配合美國干預台海危機，豪賭的不是「未來的戰爭，也不是賭我們會否在戰爭中並肩作戰」，而是期待印度能在一些「重要且敏感的領域」幫助美國實現對華「去風險化」，在建造美國經濟彈性、開放式技術生態系統和建立富有彈性的多元化供應鏈等事關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核心的重要領域發揮非常建設性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為重組美國的供應鏈，擺脫對華依賴，美國財長耶倫推出了「友岸外包」戰略構思，承諾將加深與包括印度在內的可信賴的貿易夥伴之間的融合，這正中一心想通過「印度製造」、「自力更生」，以及「總理速度的力量」計畫趕超中國經濟的莫迪政府的下懷。

印度要與中國試比高並非盲目樂觀。印度人口已超過中國，且人口出生率將長期高於中國，較中國晚約40年進入負增長階段。更為重要的是，印度人口結構優勢明顯，低於25歲的人口佔人口總數的43%，勞動人口佔人口總數的54.9%，可望長時間保持人口結構年輕化。加之，印度與英語國家交流又不存在語言障礙，被一些人視為取代中國的理想夥伴。顯然，如果美國在經濟合作中摻入過多的政治考量，無疑有利於印度坐收漁翁之利，其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的衝擊不容小覷。

莫迪參透了美方利用印度阻遏北京激進擴張的心思，在國會演講中巧妙地大打「價值觀外交」牌，強調「美國是最古老的民主國家，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其潛台詞無非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專制國家」，印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大於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其實，莫迪不拿「民主」說事還好，一拿「民主」說事反而再次提醒了人們對印度民主倒退的關切，也置拜登政府於尷尬境地。

一段時間以來，人權組織及其他人士對拜登政府淡化處理印度政府壓制異議、歧視穆斯林和其他少數民族十分不滿。就在莫迪訪美前夕，美國參眾兩院70多名議員聯名致函總統要求向莫迪提出印度的民主和人權問題，理由是印度出現了政治空間萎縮、宗教不寬容抬頭、公民社會和記者成為攻擊目標，以及新聞自由受到愈來愈多限制等令人不安的跡象。

對拜登政府利益大於原則的做法，印度智庫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蘇尚特·辛格直言，讓許多印度人惱火的是，美國對印度民主規範、宗教和新聞自由現況的不誠實，「白宮特意稱印度為『民主之母』⋯⋯這確實激怒了印度人民。」

有分析指，一些人津津樂道「修復對民主的信心」是經濟復甦和機遇的核心所在，但美國不僅應在國內重新樹立對民主的信心，同時還應要求盟友也這麼做。否則，任何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深化經濟或友岸外包努力都將被視為是一種對盟友的粉飾，證明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與其說是民主與專制的對決，不如說是與經濟競爭有關。一些專家坦言，美國應誠實對待與印度的「利益聯盟」是為了對付中國，而不是「尋求一種想像中的基於價值觀的關係」。

不過，儘管美印互有需求，但必須看到雙方之間仍存在一些難以彌合得分歧。首先，印度仍是「世界秩序中的一個戰略搖擺國」。美方認為，一個強大的印度和強大的美印夥伴關係對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這一願景至關重要，但同樣意識到，新德里不會放棄戰略自主權，也無意尋求與北約和西方結盟，難望像日本或澳大利亞那樣成為美國的條約盟友。

例如，在涉俄問題上，雖然印度對俄態度出現了「微妙轉變」，莫迪對普京說「今天的時代不是戰爭時代」，其他印度官員也對俄羅斯侵犯烏克蘭領土完整及核威脅言論提出了質疑，但新德里一直沒有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也遲遲未加入制裁行列。不僅如此，俄羅斯還取代伊拉克成了印度最大的石油供應國，華盛頓只能接受印度在低於西方設定的價格上限的前提下繼續購買俄羅斯石油。

在涉華問題上同樣如此。過去，美印國防貿易可以忽略不計，但2020年已達到了200多億美元，雙邊安全合作取得了長足發展。美國當然期待印度將來在事關中國的地區危機中能夠積極回應美方的要求，但華盛頓明白，印度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一直有點模棱兩可。如果臺灣海峽爆發衝突，很難想像印度會像其他「四方對話機制」成員國那樣以共同防禦的形式直接對抗北京。

第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結構性矛盾不易彌合。美國是印度最大的交易夥伴，去年雙邊貿易額超過1900億美元，但兩國對國際經濟關係的看法並不一致。最近，印度電力和可再生能源部長辛格批評拜登政府的《通脹削減法案》和歐洲的綠氫補貼競拍政策是純粹的保護主義，使發展中國家處於不利地位，並在環保問題上抨擊發達國家虛偽地鼓吹淘汰煤炭，卻很少談及石油和天然氣。他還批評富裕國家未能履行2009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融資的承諾。

此外，印度對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WTO數字貿易和投資便利化諸邊談判的政策取向，美方能否恢復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取消特朗普時期加征的鋼鋁關稅，以及人權問題都可能不時困擾印美關係。不難看出，印美尋求全方位合作前景可期，但還會受到種種因素的制約，中國仍有空間利用矛盾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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