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坊間，聽到不少建制和泛民的代表都有點不習慣，高級公務員更是有點受不了，原因何在？正正是越來越多的中央和地方官員發表不少國家主權、憲法的言論，大談法律和國家規劃發展。榮升港澳辦主任的張曉明也說得很白，要公務員做好準備。問題是，環觀香港報紙，電台，電視，又有多少港人會因為這些舉措而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

確實以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有不少地方還需要改善，如城市鄉郊貧富差距，公民社會建設及人權問題等，但在創新科技，經濟及交通基建等著實有極大的增進改善。在國家安全的考量下，廣大人民活在微信的世界，有一點不方便，但是不代表國家領導層不重視科技發展。

國家始終有全局及清醒的秩序藍圖，國家已經重新規整和出發，但呂先生指出的“香港人始終仍未發展出一套站立於‘一國兩制’基礎之上的香港論述”的精神保守性與尷尬處境仍難以看到改觀跡象和路徑。一國兩制的“呂大樂焦慮”也許不在於國家無所作為，而是香港需要一次嚴肅面對國家與主權秩序的精神大轉型，在身份認同之“國際”與“本土”之間續補“國家”缺環。

聽完李飛的演講，有點對特區政府的通牒的意思，雖然未必是最後通牒。 回歸已經20年了，特區政府的管治，香港人自身滿意嗎？相信很多人是不滿意的，這些年社會的怨氣、年青人的無助，大家都能感受到。但港人沒有深刻感受到的是——其實內地人對特區政府的管治的不滿，或許甚於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

香港反對政治歷來是一種“弱忠誠”的傳統，早期是模糊接受“一國兩制”的“民主回歸論”，後期則經由佔中及港獨而發展為“去中國化”的“本土分離論”。這一不斷激進化的民主社運路線與中國的大國崛起處於同一歷史周期，其前景與困頓在冥冥中似有注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今早(15日)出席《基本法》研討會，他指香港有維護國家統一、全國團結、主權安全的責任，批評本土主義及港獨思潮荒謬、違法，不能容忍，又指香港就23條立法是「責無旁貸」。

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北京增加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令一國兩制的運作成為疑問。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指，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實，國際社會有目共睹，外國議會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回歸二十年來，香港特首參加APEC峰會首次不獲國家領導人接見，難怪外界「想多了」。習主席參加APEC峰會，既要大會發言，又要會見多國領袖，確實是日理萬機，但年年如此。2013年印尼峰會，2014年北京峰會，2015年馬尼拉峰會，2016年秘魯峰會，即使一個月後時任特首梁振英就將正式述職，習主席還是百忙之中抽空接見了他，有時候甚至長達40分鐘。

當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將《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該法即已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即使未完成本地立法，港府可直接執法。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解釋，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後便成為香港法律。

2017年，習近平七一香港講話及十九大報告涉港論述提出了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論”，開啟了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的“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充滿機遇和希望，也充斥張力和尷尬，但其前景是值得樂觀期待的。我們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國家和香港，才能更好地把脈“一國兩制”新時代的微妙而精妙的“新脈搏”與“新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