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會議是否也和國務院常務會議一樣減少了，還需要更多數據和信息來支撐，政治局會議在中共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會不會變化也有待進一步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高層決策流程和模式已隨着政治現實的變化而轉型，中國不會有新的「習李時代」，政治局集體決策也成了過去式。在核心地位充分鞏固、最高領導人的決策指示能被無障礙貫徹落實的新時代，政治局開會次數少了一些，也在意料之中吧。

媒體也留意到在這次二十大中，再沒有提及「戰略機遇期」這些用語，習近平也強調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人們把這些信號視作中美準備開戰，其實也毫不誇張。因此無論是對內或對外，中國大體上命運已定，香港這邊自然也沒有例外，半點不由人，往下就等各方如何演繹。

團派退出中共政治局，並不等於共青團不再是中共的後備軍。實際上，人數龐大的共青團員仍是中共黨員的重要來源。但對團派重要幹部來說，如何適應新時代要求，擺脫脫離實際的形象，將是決定他們今後仕途的重要課題。

在貫徹「一國兩制」正式寫入黨章之後，未來港澳工作系統儘管出現各種人事調整和變動，但「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已經明確，各項制度保障已基本建構，人事的調整不會影響「一國兩制」以及對港工作的實施，中央對港工作將進入系統性、穩定連貫的階段。

中共黨員逾九千萬，比共產主義學說的創立者馬克思祖國的德國總人口還要多。來自社會各階層，中共代表了最廣泛的中國人民的利益。這個帶領地球上近五分之一人口共同富裕的執政黨，確實值得港人重新了解和認識。

香港工委全稱是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儘管香港工委的地位提升了，指導角色強化了，但工委意志無法直接在港落地，不可能像內地「黨政一體化」，亦不可能「治港」。

中共二十大前還有什麼懸念與任務？這一方面是其餘的人事布局，其次是迫切的「穩經濟」難題。

今天，鄧小平關於防範極左傾向的警示依然適用。如果極左傾向得不到遏制，它仍可能會像過去一樣，再次顛覆中國的發展之路。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非常精準地領悟到了「一國兩制」的國家理性。「五十年不變」，首先是這個來自國家歷史文化的國家理性內核的絕對不變，其次才是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的相對不變。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決議》）全文公佈，全長逾3.6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