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對激進本土派「勾結」外部勢力的幾點思考
去年11月反釋法遊行，有示威者企圖衝擊警方防線。（大公報資料圖片）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激進本土派尤其是「自決派」和「港獨派」與外部勢力的互動越來越頻密和高調。而每當這些組織與台藏疆等涉「獨」組織有丁點交流，就會有大批建制派人士爭先恐後挺身而出，義憤填膺地譴責其將會危害到香港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云云。
從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來說，建制派陣營的指責當然是無可厚非，亦是理所當然。套用近年一個流行的詞語，這叫做「政治正確」。美中不足地是，大部分建制派人士在這個問題上的表述幾乎是千篇一律，只是一味批評激進本土派與外部勢力串連如同玩火自焚。這種流於言語恐嚇的姿態，反而不無諷刺地突顯出建制派陣營對該如何約束該些所謂「分裂國家」的行為其實是策手無策，令激進本土派更加有恃無恐。
每當看到建制派以上蒼白無力的論述，筆者不期然就會想到美國政治學家瑪格麗特‧E.凱克和凱瑟琳‧辛金克合著的《超越國界的活動家：國際政治中的倡議網路》。根據二人在書中提出的「回飛鏢模式」理論，當國內行為體（非政府組織或個人）在某一問題上與政府之間的交流管道遭到堵塞或溝通不暢，就會繞過本國政府直接尋求國際盟友的幫助。
應該說，「回飛鏢模式」理論正好解釋了近年本港激進本土派與外部勢力「勾結」日益活躍的現象。當「自決派」和「港獨派」認為他們向中央政府提出普選的訴求在多年來都得不到回應後，自然而然就會找尋外援，希望通過外國政府及政府間組織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施加壓力。
尤其是過去幾年，許多激進本土派人士深信香港和許多國家地區的安全同樣受到「中國」的威脅。他們自認在香港遭到政府打壓，唯有在反華分離勢力間遊走，與台灣、西藏等獨立團體「結盟」，朝向爭取自決權的一致行動，以尋找生存空間。建制派一味謾罵他們單純地被外部勢力收買，成為外國走狗，未免看低了這些人的自由意志。
當然，「回飛鏢模式」只能解釋激進本土派與外部勢力合流的部分原因。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為何兩股勢力互動在以前少之又少，在近年卻突然冒起？這個現象恐怕也和以下三方面的轉變有關。
首先是資訊網絡日益發達。任何一場跨國運動，網路都是成功的關鍵要素。國內社運人士只有借助網路資源，向國際社會發佈資訊，才能在國際上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運動潮流，向本國政府施加壓力。
香港作為全球資訊流通最自由的城市，網路成本近乎零。激進本土派人在過去幾年成功利用這一點，通過網絡嵌入了國際社會，建構了一個龐大的跨國聯盟，與一些外部勢力組織在互聯網上互相呼應支援。
其次是交通成本下降。以港台兩地為例，若說以前港人去台灣是件豪華的事情，現在年中去一兩次台灣度假，已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對於激進本土派組織來說，前赴台灣和台獨組織交流獲取爭取獨立的經驗，可謂本小利大。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是港人對國家認同感的轉變。傳統泛民在國家觀念的影響下，對與外部勢力的互動一向有所顧忌，擔心被人指為勾結外國勢力，成為歐美國家的棋子。相比較下，近年全球化讓各地民眾彼此形成一個緊密的共同體。生於地球村裡的香港年輕一代，大多數人都培養出全球公民意識，國家主權意識日漸薄弱；加上近年去中國化在本港社會大有市場，當選的港獨分子梁游二人尚且敢公然在宣誓時毫無顧忌侮辱國人，更何況是與外部勢力交流。
筆者無意為激進本土派「引清兵入關」的舉動解畫，只是想指出，我們固然不認同這兩股勢力合流的行為，但其行徑背後的邏輯思維卻是可以理解的。若像建制派陣營一味謾罵他們與外部勢力同流合污，而不深刻思考其背後的政治考量和計算，對解決問題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會適得其反。
事實亦證明，雖然建制派不斷炮轟激進本土派的行為有破壞無建設，不得人心，但在某程度上而言，激進本土派的策略是成功的。他們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網路，使得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香港，迫使北京當局不得不有所回應。
當然，「回飛鏢模式」的抗爭手法有利也有弊。在這一抗爭運動的過程中，現實的政治情境是不得不考慮的最重要因素。目前中國仍是威權政權統治，面對來自國外的壓力往往會更傾向採取強硬應對的策略。這個特徵決定了本港激進本土派意圖繞過本地，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持的成功機率偏低。
在這種背景下，激進本土派日後若進一步依賴跨國力量，反而有可能出現反效果，迫使中央政府對港政策越來越強硬，除了普選無望，多年來一直未有落實的基本法二十三條也極有可能上馬立法。難怪有人說激進本土派是北京的「無間道」。
這種近似陰謀論的看法是真還是假，我們不得而知，但在客觀上而言，激進本土派的所作所為確實發揮了這一個效果。對包括筆者在內的一眾希望香港能有普選一日的中間溫和派人士來說，只能深深地感到無奈和慨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