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全勝：中美雙領導體制可行嗎?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海湖莊園的首次會晤，向世界傳遞了兩個重要信息：第一，這兩個世界最強大經濟體將按照所謂「求同存異」的原則管理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他們下決心要解決貿易逆差、「匯率操縱」等方面的問題；第二，除了雙邊關係外，兩個大國還將就北韓核危機、反恐等其他重要的全球和地區問題進行合作。美國前總統小布殊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首次會面後表示，他認為普京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可以與之開展合作。不管布殊的評論是否正確，它都說明世界領導人面對面交往，是多麼的重要。對世界領導人來說，峰會外交是建立信任關係，或者至少更好地了解對方的最好方式之一。鑒於兩位最高領導人至少在未來四年裡同時都處在現任職位上，今年的首次會晤無疑是奠定了基礎，並將對未來幾年的美中關係產生持久影響。
當然兩位領導人只建立良好工作關係是不夠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和美國在亞太地區形成一種新格局，即新興的雙領導體制。這一趨勢代表著美中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從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最新動向可以看出，中國作為崛起的大國開始在經濟和金融領域扮演領導角色。同時，現有霸主則在安全和政治領域發揮領導作用。美中是否會把這種雙領導體制延伸到地區及全球機構，還有待觀察。
秩序的不穩定性
這些新的發展存在著內生風險。這種新型關係所具有的新興性質，意味著過渡進程仍在繼續，局勢尚未穩定。事實上，這是一個雙重的權力結構，雙方對應該做什麼會有不同觀點和意見，這也增加了不穩定性。雙領導體制反映的是近年來的趨勢，以及對中國崛起——即中國高速而持續的經濟增長（雖然近來放緩）——的認知。考慮到與華盛頓相比，北京已經擁有可觀的新影響力，這有可能極大地影響全球和地區的權力分配。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削弱了美國，而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則幫助東亞地區保持了經濟穩定。與此同時，美國在軍事和政治領域保持的領導地位，也許對中國在亞洲影響力的上升有制衡作用，對北京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形成阻礙。
不會出現兩極或G2結構
一些現實主義者可能認為會出現一種美中各佔一極的結構或均勢。不過，雙領導體制與這種概念不同，因為它反映的是本質上的不對稱，而不是均勢。中國還沒有達到可以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程度。中國僅僅是開始在經濟領域變得更有影響力，雖然這一趨勢最終有可能增加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實力，但影響力從經濟過渡到政治要經過很長時間，而且難以衡量。因此，不僅全球事務，即使是地區事務上，中國在安全或政治領域很快取代美國也是不可能的。
而且，雖然雙領導體制可能與「G2」和其他共享領導權的提法相似， 但它們在概念上和經驗上都是不同的。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在2009年的時候曾強烈主張G2模式，認為「中美關係必須是真正全面的全球夥伴關係，要與美歐、美日關係平行」。相比之下，雙領導概念僅指東亞地區一種形成中的地區性結構，它強調的是中美在不同領域的特殊優勢，尤其是經濟與安全方面。在全球意義上，仍然是一個不對稱結構，美國仍然是唯一霸主，中國遠沒有取而代之。
這種雙領導體制到目前為止是積極的，符合美中雙方的利益。其優勢包括美中展開合作，應對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反恐、預防下一次金融危機、朝鮮核危機，等等。然而，目前不知道的是兩個大國能否與地區內其他大國，如日本，進行很好的協調。
這個雙領導體制也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來分析。研究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是感知。我們確實看到，美國與中國在很多方面的差距在縮小，如GDP總量，眾多預測表明，後者GDP早晚會超過前者。總之，隨著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和軟實力像它的GDP一樣不斷上升，人們的感覺是中國在向上走，而美國在走下坡路。另一個可以看雙領導體制的角度是，中國也許在某個特定領域，如經濟，成為了全球超級大國，但中國不太可能成為軍事和政治上的主導大國。事實上，雙領導體制是一把雙刃劍，不僅強調中國的崛起及其影響，也強調美國領導力的強大和持久。雖然全球金融危機的起源在華爾街，而且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信譽喪失，但世界上還沒出現對美國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重大挑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目睹這一有趣的現象：中國過去30年經濟持續增長，而美國始終保持著軍事和政治上的領先地位。也因此，亞洲地區和全世界處在一個引人注目的歷史時刻，它應該有更多的實證數據和理論建構。
遏制VS接觸
展望未來，主要參與國對雙領導體制的反應至少存在兩個重要疑問。第一個問題是，美國是否接受東亞地區的雙領導體制。不用說，美國一直有各種反對的聲音，討論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遏制政策與接觸計劃擁躉之間的辯論。在筆者看來，多數美國精英和決策者的觀點是美國應該盡力把中國置於現有國際政治經濟體制內，使中國成為圈內人，而不是挑戰者。通過這種方式，中美不僅能避免東海和南海可能因爭端而產生極不可取的致命軍事對抗，而且可以在處理朝核問題、反恐、全球環境挑戰等地區和全球事務上實現雙贏合作。
第二個重要問題是日本、俄羅斯、印度和南北朝鮮等現有參與者對雙領導體制的反應。人們關注的問題也許還包括如何對待現有多邊機制安排，如東盟+3、東盟地區論壇和東亞峰會等。的確，中國的鄰國對中國崛起感到擔憂，特別是在安全維度，其中大部分與南海和東海的嚴重衝突和領土爭端有關。但同時，中國過去十年在該地區取得重大進展，與幾乎所有鄰國建立了緊密的經濟關係，並發起成立了亞投行這類金融機構。中國在經濟領域影響力增加的正面表現，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尤為明顯，中國創紀錄的經濟增長抵消了美國的負增長，為東盟國家發揮了穩定而有益的經濟作用。另一方面，尚不清楚中國在可預見的將來是否或如何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方面發揮領導作用，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經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
未來的權力平衡
若干不確定因素將影響未來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地區力量轉移的動因，但目前仍然不確定，一些人預測中國經濟泡沫即將破滅，另一些人則認為今後幾十年中國經濟增長仍可持續。美國在亞洲的地位也依然不確定，它取決於美國經濟的持續復蘇和美國對亞洲再平衡政策的信守。如果中國和美國的這些因素不斷加強，那麼雙領導體制的可能性就會一直存在。但是，如果美國或中國將來出現經濟衰退，或美國無法推行其再平衡戰略，那麼它將加重雙領導體制的不確定。無論哪種情況，美中關係不確定的特性都會在未來數年內對地區和世界產生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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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載於「中美聚焦」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70508/15624.html
原題為《形成中的亞太地區美中雙領導體制》，現題為編輯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