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從新加坡例子 看 Uber在香港的發展前景

政府最近接二連三採取拘捕行動，似乎想藉拘捕Uber司機以警告其他司機切勿以身試法。不過，嚴刑峻法絕對不能杜絕類似Uber的「共享經濟」活動，這些經濟活動的入場門檻十分低，車主可以隨時上線提供服務，然後又可以接過一兩單生意後便停止服務，警方難以時刻監管他們。 

另一方面，Uber問題不單止是法律問題，而是資源再分配的問題，政府如何平衡現有的士司機和Uber司機的利益，才是問題的癥結。 

若政府繼續沿用守舊思維解決新經濟模式，將會是大錯特錯。Uber在新加坡的發展比香港好，主因是政府在平衡雙方利益是做得出色，筆者希望政府從新加坡當地的處理方法借鏡。 

新加坡政府如何利用Uber 

新加坡政府對私家車有嚴格的管制，領取車牌的費用比汽車本身的價格還是貴，所以新加坡的道路不會像香港、馬尼拉、雅加達般經常擠得水泄不通。然而，新加坡的Uber主要屬於出租車公司，司機都會善用車輛載客，絕不浪費一分一秒。這不像私家車般停泊在停車場，浪費寶貴的資源。對講求效率的新加圾政府來說，越多出租車在路面代表社會正在善用汽車資源，亦有助打擊購買私家車的意慾，可謂一舉兩得。有評論更指新加坡政府暗地裡鼓勵Uber的發展。 

平衡各方利益 達至社會最大效益 

話雖如此，新加坡政府不能忽視成千上萬的士司機的選民，他們也會想辦法平平衡的士業界利益，確保不會流失選票。面對的士司機的投訴，新加坡交通部長許文遠也寫網誌回應，表示會研究監管租車軟件，不能讓業餘司機駕駛Uber，要讓各持份者可以在市場公平競爭，但同時不會抗拒出租車的創新科技應用。這意味著的士司機日後也能轉行當Uber司機，逃離的士公司魔掌。同時，亦將會大大打擊的士的出租價格，受益的是租車的士司機、Uber及消費者，的士出租公司變成唯一受害者。 

在本港，Uber問題同樣撼動的士牌持有人及的士行的利益。當的士變成炒賣及收租工具，根本不能惠及廣大市民以至整個社會。公共運輸工具的服務對象應是廣大消費者為依歸，香港政府不妨仔細研究新加坡對Uber的政策，可能從中獲得不少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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