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維思：回歸二十載 未來更美好
1997年香港回歸幾個月後，我一位早年退休、遠赴澳大利亞的朋友攜夫人回港度假。這位朋友曾在香港工作幾十年，而他的夫人則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因此兩人都曾對香港非常熟悉，在特別行政區也仍有很多朋友。但很快我便發覺，他們對於回歸後香港生活的理解嚴重不足。
當我開車載著他們行駛在花園道時，我從後視鏡看到朋友的這位夫人一直專注地望著車窗外，頭不時地從一側轉到另一側以便從各個角度觀察街景。我自然地問她是不是有什麼事。
她回答說，自己是在尋找人民解放軍的身影，外界都傳聞香港的街頭巷尾有解放軍駐守。當他們二人手捧香氣氤蕰的中國茶在沙發上坐下來之後，我以盡可能放鬆的方式向他們解釋，至今我還未在香港街頭見過任何一名執勤解放軍。我曾在電視播放的儀式上見過一些，也不時會在路上偶遇駐防軍車。他們之所以引人注目，部分是因為與眾不同的車牌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遵守限速規定，車輛轉彎時也會開啟轉向燈，而許多本地司機都不會遵守這條規定。
面對朋友夫婦的進一步問詢，我解釋說，在香港，政府批評者們依然可以自由行動，他們的滑稽舉動也被保持獨立的本地媒體全面報道。執法權也依然是香港本地警察的獨佔權力。
我講述這些並非為了嘲弄舊友，而是提醒他們，1997年香港回歸前夕，人們的確擔心，中國重新接收香港主權後，本地生活方式會發生巨大變化。很多人都有這些擔憂，這也的確促使一些人移民他鄉。然而，所有這些擔心無一成真。
我特地以這樣一則個人的微觀軼事展開這篇文章的討論，因為我覺得這更能讓普通讀者產生共鳴，接下來我轉入宏觀層面分析。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香港之所以得以避免很多壞事發生，得益於《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政策。人們現在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事實，當1982-84年中英兩國進行談判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解決香港問題似乎異常艱難。一個是衰落中的前世界超級大國，另一個是剛剛步入復興之路但征程漫漫的昔日超級大國。英國剛與阿根廷因福島一戰，同時還與西班牙因直布羅陀不時爆發外交口角。但這兩者背負的歷史包袱都不及兩場鴉片戰爭。事關香港未來的談判實在太容易行差踏錯。
然而，最終兩國政府都很務實。中方在展現出靈活性的同時堅持了自己的原則，而英方也接受了現實。由此，一個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以不流血的方式得以解決，而這兩個國家也各得其所。
香港回歸後的20年中，一些港人移民他鄉，這是他們的自由，但很多在1997年前離開香港的人都已回歸故土，分享這個城市不斷成功帶來的成果。
展望未來，主權回歸中國的香港明天一定非常美好。我們的國家是超級經濟大國，我們的城市是老牌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日益國際化及 “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軔，將給香港的金融和專業服務業帶來巨大機遇，當然也會給那些對現狀不滿的香港年輕人帶來大量新的就業和發展機會。如果香港的憲制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我們就不會享有今天的優勢地位和歷史機遇。金融市場尤其憎惡不確定性，而香港的地位——香港證券市場近年來幾次成為世界首位融資中心，香港也連續23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體——說明了一切。
這並不是說花園裡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內地與香港特區的確不時發生摩擦。但是，雙方的務實與善意將能夠且應當解決這些問題。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盧維思（Mike Rowse）
1974年至2008年為香港公務員，曾任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現為私人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