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紀宏：香港必須急起直追「新時代」
中共十九大其中一個新鮮的提法是「新時代」，內地已經進入新時代並邁大步前進，香港如何追上，值得深思。縱觀歷史，香港從來都是被動承接內地巨變所帶來的機會，從來沒有因應內地變化而主動迎接或擁抱新機遇。這次「新時代」的到來，也會重蹈覆轍嗎？
中共提出的「新時代」，實質含義十分深遠，最高的境界是「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等的境界是訂定一個30年的目標，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魅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達到這個目標，總體的政策將會顧及所有階層的平衡發展，發展經濟的方針也將從過去的「又快又好」，改變成「又好又快」，一字之差，變成了先重質才重量；具體政策的各種改革遍及教育、就業、福利、環保等等方方面面。
香港過去從來不關心國家的發展方針政策，因為香港從來都是「趁亂打劫」，這個說法或許有點過火，但歷史上確實如此。香港利用地理優勢和殖民地的地位，作為西方國家對華貿易的橋頭堡，香港人充當買辦，將洋貨賣到內地，將國貨賣到西方，香港作為轉口港的角色，一直維持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才逐漸式微。轉口港角色之盛，必須的條件是中外雙方溝通、貿易缺乏直接渠道，香港正好扮演中間人角色。所謂「趁亂」，晚清局勢動蕩、民國還是動蕩、日本侵華、接著是內戰，接著是聯合國對中國實行禁運，然後是文革，1978年中國實施開放改革，需要大量引進機械和技術，也需要出口大量低廉貨品獲取外匯，香港繼續做轉口港，無往而不利。但內地現在無論在貿易渠道、港口設備和通關效率等等，都已經達到國際標準，香港不可能再繼續坐等「被使用」。
至於製造業，內地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大舉北上，內因是香港房地產業興起，土地有價，外因是內地亟待各種投資，從三來一補到裝配加工，都需要香港的技術與管理手段，製造業正好賣出香港的土地，到內地享受各種優惠措施而賺大錢。但這種「趁亂」的因素已經消失，內地已經不需要香港的製造業投資。
內地對外交往的各種條件已經成熟，唯獨人民幣還沒有完全國際化，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在資金籌集和清算方面仍然有一席之地，但這種角色只能依賴國家授予額度，股票交易要跟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聯通，也要依賴國家授予每天交易金額的額度，香港的角色從等著商家找上門，到等待國家分配額度。
這種等待授予配額在金融領域是制度化的安排，其實這種心態早而有之，上世紀最後一個金融風暴之後，香港各業蕭條，加上回歸之後有了一個新的地位，於是要求中央政府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給予香港一個特殊地位，統稱CEPA來概括這些優惠措施，總的來說還是香港提出要求，等待中央政府回覆能夠給多少，也是一種等待配額的心態。下一個等待的大項目，是中央銳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模式還是香港特區政府交一個報告，說明要求和想法，由國家發改委統籌廣東和澳門的要求和想法，然後頒布一個統一的方案。
香港跟內地的經濟關係，經歷了兩個階段，殖民地政府期間，港英政府不可能積極配合中國政府的發展策略，商人循市場導向已經游刃有餘，無需主動積極。回歸以後是坐等分配。
無論是什麼因素導致香港這種坐等心態，現在都是改變的時候，十九大開創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有無限的想象和實踐空間，國家鼓勵各種創新投資，也已經有成功的實例，香港無論是政府和個人，都應該把握這個機遇。從政府的角度，我們不應該等待發改委告訴我們可以做什麼，粵港澳合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十九大報告提出：「水污染防治，實施流於環境和近岸海域綜合治理」，香港跟廣東省有共享的海岸線，這方面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又比如「持續實施大氣污染防治」，粵港澳共享一篇藍天，在污染排放標準和健全環保信用評價方面採用同一套標準，香港都可以起帶頭作用。個人方面無論在升學、就業、投資開發等等人生規劃中，都可以將內地作為短期和長期的考慮選擇，但首先是要去了解，才能做出英明的決定。「新時代」沒有坐等的機會，香港需要急起直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