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中共在港台社會的“去妖魔化”
曾幾何時，“反共”在港台是一門政治大生意，很多人混跡其中，大發橫財。在香港，無論是傳統泛民的“民主拒共”，還是本土勢力的“分離抗共”，反共是一個共識交叉點。在台灣，反共與去中國化互為表裡，成為抗拒兩岸統一甚至污名化“一國兩制”方案的主要政治理由。港台社會對中共的“妖魔化”成為其凝聚內部政治團結、保持與西方價值觀一致性的精神本能及本土主義政治思潮泛濫的心理動因。“妖魔化”的根據無非兩個：其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激進性；其二，中共政治歷史的負面記錄。
“一國兩制”之採行，部分根據於港台社會嚴密的資本主義價值與制度體系及對中共的歷史與觀念抗拒，採取了“以時間換空間”的實踐理性邏輯，求同存異，共謀發展。為避免刺激港台社會，中央既往對“一國兩制”的政策口徑把握非常嚴厲，甚至“融合”之類的常規常理亦不提及，在管理措施上更是高度尊重港台社會既有模式，如同對待“外國人”。但這些“過度懷柔”並未帶來港台社會的“人心回歸”，相反則是港台社會利用“一國兩制”充分的自由空間“充分”地發展“去中抗共”的觀念與制度基礎，包括對青年世代的嚴格本土化教育和灌輸。對於成長在西式價值觀及本土教育體系中的港台青年而言，對國家民族的文化親情已被嚴酷的政治正確與意識形態所隔斷。
然而，形勢比人強。中國沒有在1989之後快速崩潰，中共自身的改革不斷加速及走向成熟，短短二十幾年間，已初步建構成一個領導新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理性化政黨。港台社會習慣於追隨西方理解模式而將中共限定於蘇聯式政黨，並以蘇聯解體作為中共歷史終結的參照模式。“中國崩潰論”不時呈現，就是基於類似的思維定勢。
中共歷經改革 成精英國家
但問題的要害恰恰在於，中共不斷地進行著意識形態的自我批判與更新，成為世界上最具有學習意識和動力的政黨，完成了若干重要的“脫胎換骨”作業：其一，成功地脫離蘇聯體系而在精神與政治上保持獨立性和自主性；其二，成功地結束階級鬥爭範式而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建社會與法制；其三，成功地以西方主流社會及其經濟全球化體系作為學習和融入的對像，趕上了全球化的黃金收獲期；其四，有效應對1989風波及保持改革開放政治定力，避免了第三波民主化帶來的政治動蕩；其五，與傳統文化進行戰略性和解，增厚了自身合法性的基礎；其六，適時提出“一帶一路”全球治理規劃，承擔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責任，彰顯文明內涵與責任胸襟。這些關乎中共意識形態構成及政治生命的關鍵性改革，在傳統的蘇聯式政黨教義內部很難想像，也很難開展。因此，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蘇聯式政黨，而是日益中國化及重返世界體系中心位置的精英理性團體。“中國性”及其實踐理性，是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關鍵，但港台社會長期囿於意識形態局限，不能深解其妙，不斷誤解誤判，導致一系列政治對抗和衝突事件上演，造成民族性的內耗和悲劇。
1989之後的中共及中國發展，尤其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對歷史與未來的系統總結及規劃，給世界包括港台社會提出了“重新理解中國”的嚴肅命題，因為如果不能更新對中國的認知及改進交往方式，西方國家的戰略利益以及港台社會的前途都很難得到有效的保障。美國戰略家群體早已有此洞見並逐步調整立場，特朗普更是心知肚明。這些顯著的變化，以直觀的歷史事實的壓力，逐步刺穿了港台編織的“妖魔化”羅網，而出現了“重新理解”的曙光。
妖魔化的作用和反作用力
十九大代表中包括台灣人士盧麗安，其典範意義正在擴散。台籍北大博士生王裕慶和張立齊公開聲明加入中國共產黨，台灣原住民陳志強重走長征路而提出入黨申請。這些個案可概稱為“盧麗安效應”，代表了中共的歷史性變革及治國理政的實際作為逐步獲得台灣人士的政治性認可。民進黨當局對這些“歸共”人士嚴厲打擊，如取消戶籍、威脅罰款等。但越是這樣做，越容易引發民意反彈，反而助長台灣人“登陸”甚至“入黨”的更大潮流到來。由於港台社會長期基於地方性的“政治正確”而妖魔化中共，導致台灣人對中共的發展變化缺乏最基本的知識與理解，許多認知停留在1989甚至1976之前。由於缺乏“正面清單”的對照，長期“負面清單”的灌輸與宣傳所教育培養出來的港台青年容易在本土養成驕傲自滿的心態，而一旦走出本土面臨蓬勃發展之中國真相之時，又會有大驚失色之惑，心理來回震蕩，反而誘使更多人渴望了解真實的中共和中國。這是一個長期趨勢，港台“妖魔化”得越厲害，正在發生的“去妖魔化”的需求和動力就會越強。從兩位台籍博士生陳述的入黨動機與認知來看，他們一方面通過實際在陸學習及研讀中共黨史而了解了真實的中共與中國，另一方面親身見證了中共治國的高效率及長期規劃理性，與港台式的民主低效率形成鮮明對比，進一步還認識到中共對民族復興的實際承擔及增加全體中國人信心和榮譽的果敢作為。不僅僅是台灣在陸人士發生顯著轉變，更有綠營背景的家庭成長出來的青年在體驗對比之後也能認識到大陸的機遇及中共的實際進步。
與處於實際分治狀態的台灣相比，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安享著類似的“妖魔化”狀態，這引起了中共執政者對“一國兩制”完整意涵及實踐重心的重新思考和調整。十九大以來，中共逐步改變了既往高度放任的管治政策，而依據憲法和基本法不斷充實中央管治權及有效監督香港自治權，對香港社會的政制與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規制及引導。十九大之後，中央更是派出宣講團成員冷溶主任及安排中聯辦王志民主任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李飛主任赴港宣講十九大精神及治港方略。中共在香港的“事實存在”有逐步發展為“法律存在”的趨勢及可能性。中共是中國憲法上的執政黨，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也必然具有治理香港的相應地位和責任，如何具體化為制度現實需要在“一國”這個根本憲制概念下思考與設計。
香港應重新理解國家及中共
香港反對派習慣於區隔“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或者區隔“中共”與“中國”，但在中國憲法體制下，這種區隔的意義非常有限。由於“黨的領導”在中國憲制體制上的根本重要性及其嚴密的制度化網絡，繼續“妖魔化”中共或者完全無視“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憲制性地位與角色，很可能導致進一步的央港政治衝突以及香港實際衰落。因此，十九大精神“進香港”的要害，就不僅僅是倒逼香港社會“重新理解國家”，也必然包括“重新理解中共”。
根據十九大報告精神，中共乃是服務於民族復興及人類和平發展的負責任政黨，不是任何一種簡單的西式“主義”或歷史上已有的政黨類型能夠比擬或套用的。中共也是一種富含改革進步精神的制度網絡與精英合作平台，對大眾利益具有整合意義上的代表性，在制度與文化上正在進行一種新的“歷史綜合”，試圖以“通三統”的思想方法論重新構造包容性的意識形態基礎和價值體系。從而，中共的中國治理及作為擴展秩序的“一帶一路”治理，就是一種同時關乎中國及人類和平發展前景的政治實驗。
總之，中共與時俱進，開闊自信，港台固步自封，局促偏狹。港台社會對中共的“妖魔化”正在被歷史事實、全球化秩序變遷及港台社會內部的覺醒群體所證偽和突破。中共在港台社會正在經歷一種“去妖魔化”的歷史過程，惟其如此，“一國兩制”才能全面準確實施，中國在文化與制度體系上才可能真正具有意義連貫性、結構協調性和文明化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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