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中國式現代化與鬥爭精神下的困局
特區政府上周六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中共二十大精神宣講會，會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謝伏瞻闡明了二十大報告中，有關中國式現代化、鬥爭精神等概念，這對於我們了解「鬥爭」這個已成為黨章內的一大指導原則，以及中共如何重新詮釋改革開放和1970年代後期起中國經濟自由化有相當幫助，讓我們可窺探出二十大後中共意識形態的最新發展。
剛於今年5月才卸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和身為經濟學專家的謝伏瞻，很可能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推動者之一。他在宣講會上表示，長期以來西方一直宣揚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現代化，但這個預言，在中國創造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蹟面前，已經破滅。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會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會照抄西方一套，並認為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上，可以預見困難會愈來愈多，包括來自美國、西方的壓力會愈來愈大，因此搞中國式現代化，不能沒有鬥爭精神。
基本上，謝伏瞻闡明了中共意識形態、中國式現代化及鬥爭精神幾方面之間的關係。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西終極一戰
簡單而言，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要推翻「現代化就是西方化」，以及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現代化等論述，更重要的是，它要推翻甚至抹消中國過去40多年的經濟成就是有賴於經濟自由化和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認知，將之重新歸功於中共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由此可見，這完全是一種意識形態性的處理。
對於大部分一路走來的人，只要國家富強，姓社、姓資又有何所謂？但現在不僅已經沒有這個選擇，就連這種說法都不能存在，背後反映出中共領導層對西方和西方思想懷有極深的敵意，並且已準備與西方終極一戰。在這一背景下，「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擔當和鬥爭精神自然應運而生，「堅持發揚鬥爭精神」在二十大報告中，更被列作5條重大原則之一。當然香港的發展也不例外──為了突顯鬥爭的作用，謝伏瞻在會上表示：「沒有鬥爭精神不行，鬥爭精神本領不強也不行，這一點在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進程中，體現得格外明顯，如果沒有鬥爭，香港沒有今天的局面。」
敢於鬥爭抑或止於鬥爭？
只不過，儘管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現代化這個預言可能已經破滅，但目前中國式現代化面對強大逆風也是事實。當中共在二十大忙於重寫歷史時，人民看重的卻是經濟增長和解封，而非意識形態。過去40年中國經濟崛起，民眾期待往後中國不斷富裕和發展，令他們只希望能回到這種不斷增長的繁榮，唯現實是即使在最有能力的領導下，實現這程度的增長也很困難，但在習近平的意識形態之下，更變得理論上不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情况是，到處都是意識形態鬥士，卻欠缺解決問題的實際方案。敢於鬥爭或者是對的，但總要有個切實的方案，才能展開鬥爭。幹部們根本不知道要鬥爭什麼，卻看見只要顯示出敢於鬥爭，便可步步高陞，於是便助長了「楚王好細腰」現象，紛紛上行下效，令意識形態掛帥下的「敢於鬥爭」，很可能淪為止於鬥爭。
堅定不移抑或寸步難移？
中國當局和人民皆清楚意識到，疫情下的封控措施，大幅加劇了中國的經濟惡化；但實際上，經濟放緩正暴露出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和勇氣，可惜這兩種品質在現任政府中都相當缺乏。我們經常聽到的「疫情下的封控措施，大幅加劇了中國的經濟惡化；但實際上，經濟放緩正暴露出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堅定不移」，雖然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意義，實際上卻反映出當局在很多時候根本是別無他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真正令當局寸步難移的，是如要扭轉中國的經濟下行、解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則需要展開新一輪改革開放或大規模經濟改革，其規模需要相當於江澤民與朱鎔基在1990年代後期和本世紀初所推行的改革，而不是現在這種改頭換面和咬文嚼字。唯在目前意識形態的束縛下，又不能借用西方思想和制度，又要面對西方的壓力，又要敢於鬥爭，試問又如何啟動大規模改革？
所以就結果而論，習近平日後在歷史上的評價，可能會是個維持現狀的政策制定者（status quo policymaker），在寸步難移下堅定不移。這樣如果能做到守成，就已經相當不錯了。
西方懼怕一個怎樣的中國
事實上，真正令西方懼怕的，是直到過去5至7年，通過有效結合軟實力、對外援助及地緣戰略，細緻地推廣其發展模式，並且以相對謙遜的外交，在全球各地樹立積極的公眾形象的中國。但是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這樣的中國，是不會令西方懼怕的。
因此，美國對華鷹派近來祭出「限制政策」（constrainment）一詞，以代替以前冷戰對蘇聯的圍堵政策（containment），一定程度反映他們對中國的輕視：一個無法解決自身問題、陷入自我封閉與外交孤立的中國，根本毋須圍堵它；限制它使他無法做出脅迫行徑，便已經足夠。所以頗弔詭地，當習近平視目前的鬥爭是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終極一戰時，卻看不出西方抱有等同心態──假如是這樣的話，又怎樣堅持鬥爭？
孫子曰「敵雖眾，可使無鬥」，可能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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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