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風：尋找教育共贏之路——「信任」與「專業」並行

特首林鄭月娥於六月初在政府總部主持了首屆「行政長官優質教育高峯會」，邀請教育界各持份者出席，共同規劃香港教育的未來。

一次高峯會誠然無法一蹴即就改善教育的現存問題，但特首及教育官員能直接聆聽教育界的意見，多少有助日後制訂政策。此外，高峯會末段所安排的互動環節，讓官員即場回應從與會者隨機抽出、未經篩選的提問，也展現了政府開明的作風。故此，今次高峯會算是普遍獲得教育界的好評。

筆者以公眾人士的身份入場，聆聽與會者的討論和提問時，較深體會的有「信任」和「專業」兩項。

所謂「信任」，是指局方、家長及大眾要相信教師，局方可簡化教育政策，家長可與老師更多溝通和諒解，市民也應尊重教師在日常教學上作出的判斷，能夠保持客觀持平。以上種種，均有助教師將心力用在教學實務上。而「專業」其實與「信任」是一體兩面的，教學是一門要求甚高的專業，教師獲得信任，才可騰出更多空間，持續地加強專業發展，為社會培育出優秀的人才。

政府未掌握出版業與教育界關係

如文章開首所言，是次高峯會邀請的是和教育界別相關的持份者。獲邀與會的包括前線教師、辦學團體、學校議會、大學學者、家長團體等，卻獨獨忽略了從事和教育事業出版相關的業界人士，例如教科書出版社、教材出版機構等。這正是筆者認為是次高峯會美中不足之處。

據筆者從事教育出版工作多年的觀察和經驗推測，政府可能受到傳統二分法思維所影響，認定教育出版機構屬於商界，在政策制訂的話語權上，不應該和學校、師訓等機構相同。這種思維背後，或許正反映政府未能充份掌握教育出版業界與教育界「同舟共濟」的關係。筆者認為，上述「信任」和「專業」兩大原則，同樣適用在教育出版業界上。

現實是，不少教師都承認，與其自己耗費大量資源在編寫教材上，不如把心神花在前線教學，以及照顧學生在成長上的需要。教育出版與前線教學的關係，就如製藥與診症用藥，兩者屬於不同的專業領域。前者支援後者，後者則有助前者實踐、優化。但一些對業界缺乏認識的人士及相關輿論，往往單從價格等表面因素，就把教育出版業界標籤為唯利是圖、謀取暴利的商賈。在缺乏互信的氛圍下，不難理解教師會與出版業界保持距離。結果，老師要花額外的時間設計、編寫和審定教材，但校本教材卻未能發揮規模效益，最終投入多、收效少。同時，出版業界的發展空間也進一步被收緊，加上從業員普遍待遇不高，又未獲社會認同，行業青黃不接的情況愈見嚴峻。最終兩門專業的協作效益無法實現，殊為可惜。

「從上而下」的制度終影響教學成效

此外，教育局一直沿用教科書送審機制，正正反映教科書（不論印本或是電子版）的內容嚴謹，對教學起着重要作用。可惜局方未有正視教育出版是一門專業的事實，對業界一直只是抱持「從上而行」的取態，換句話說，局方定好課程、政策，出版業界配合便可；一些大型的課程諮詢會，主要對象往往只是教師，儘管出版業界獲准列席，也只能敬陪末座，更甚者是不許作任何提問。而一些教師的專業發展和培訓，更容不下出版業界旁聽的空間（具體如何安排是另一回事）。局方或許認為，出版業界自可基於商業考慮作出合適決定。但在政策透明度低、市場空間不足的情況下，出版業界對教育政策保持觀望，又或只作有限度的配合是無可厚非的，最終就影響了前線教學的成效。

筆者盼望局方不僅對出版業界的專業有要求，還視業界為教育界的一個合作夥伴，給予適度的信任和肯定。如果在制訂課程和教育政策時，局方能增加透明度，安排聯席分享會，讓出版業界與教師獲得同等資訊，並多吸納出版業界的聲音；為教師安排培訓活動時，可鼓勵教材設計者一同參與，讓各持份者能有一個協作和交流平台；相信出業界定可對教育作出更大貢獻，政府推動教育發展時也會事半功倍。

期待下一屆教育高峯會上，教育出版業界能有代表獲邀出席，而非只以公眾身份參與，坐在最後一兩排座位上，遙望着特首和高官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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