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文靜：美國對華貿易戰的背後邏輯及其影響

楊文靜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外交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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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貿易戰有特朗普“美國優先”對外政策的濃厚思想背景。而這一保護主義加孤立主義的思潮絕非特朗普獨創，而是美國在經濟空心化、製造業向海外流失、社會貧窮差距不斷加大、政府赤字高企、財政積重難返等結構性問題不斷發酵背景下尋求改變的結果。特朗普的藥方是: 退出令美國人民“利益受損”的TPP，重新談判NAFTA及美韓自貿協定，與“所有願意在公平、對等基礎上與美髮展貿易關係的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定”，反對WTO等使美國利益受到損害的多邊機制並擱置其爭端解決機制。此外，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傷及美國利益的“不公正市場行為”採取制裁、報復等強制措施。

其背後的邏輯是，通過多種經濟強制措施迫使別國主動削減對美貿易盈餘，特別是排在最前面的德國、中國、日本、韓國等，從而為美國農業、能源、汽車等產品尋找更大市場，以平衡赤字；通過強調原產地規則、提高別國環保和勞工標準，以及給在美企業減稅，提高美國製造業與工人的國際競爭力，使更多企業赴美或返美投資，以實現“僱傭更多美國人”的競選承諾。可以說，美國對華貿易戰也滲透著這些考量。首先，中國是對美第二大貿易順差國，僅次於德國，是美國改造的主要目標之一。這也是為什麼特朗普不喜歡德國，反對歐盟，以及對日本、韓國、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反目”的原因。其次，中國是美國國家安全防範的重點對象，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已經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換言之，對華貿易戰不僅出於經濟利益本身，也是應對美國視野中21世紀最大戰略挑戰的結果。美國對華貿易戰不僅要實現貿易的平衡，更批評和聚焦中國所謂“國有企業補貼”、“強制技術轉讓”以及“一帶一路”造成的“掠奪性經濟”等國際經濟規則問題，實際上反映出的是對中國主導國際經濟以及美國主導能力下降的擔憂。第三，特朗普本人利用高要價迫使對方就範、將經濟與安全互為籌碼等冒險傾向與交易性人格使其更易於利用貿易戰等強硬手法擠壓經濟好處，這不僅用於對中國，也針對其盟友，儘管在共同對華方面美國有與盟友合作的戰略需求，但從特朗普本人的邏輯看，“美國優先”是凌駕於一切別國之上的，包括盟友。

鑑此，美對華貿易戰有其結構性的內在原因，也有特朗普本人價值觀與個性偏好的影響。對於中美貿易暫時達成的協議，美國依然放風表示不滿，其理由一是美國國內生產能力有限，難以滿足中方通過購買而解決赤字問題的要求；二是美國更為關注的國企、技術轉讓、國家主導性創新以及以“輸出產能和債務”為特徵的“一帶一路”等問題遠未觸及和解決。而後者才是事關中美長遠競爭與國力較量的核心問題。而從中方看，目前中國能夠給予的讓步主要是購買美國農產品、能源等，中興事件折射出的乃是美國對中國國企行為表達不滿並試圖監控與塑造的第一步。未來，特朗普不僅要中國更多“買、買、買”，也會軟硬兼施迫使中國在經濟制度上做出讓步和改變。

對中國而言，一是需認清特朗普對外經貿政​​策的本質，同時需看到其局限性與國際社會的反彈。特朗普想從全球化形成的國際產業鏈著手扭轉乾坤，動的是世界的奶酪，這從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的強烈反彈中可見一斑。二是僅從購買美國產品著眼解決中美經貿的結構性問題不會令美國滿意，未來中國在結構性變革上恐怕要面臨更多壓力，而這只能通過更深度的改革開放才能解決。三是需平衡好經濟與戰略利益，防止“一帶一路”造成美方過度的戰略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