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先天鴿後山竹 港府天災觀念受挑戰

九月十六日，超強颱風山竹襲港，以中心氣壓低至905百帕之力橫掃香港，造成市內廣泛範圍受災。低窪住宅區如杏花邨海水淹地，居民無法下樓；黃埔臨海酒店商廈大量玻璃窗爆破，玻璃碎滿佈車路及就近學校，學校工友忙於清理；大角嘴一樓盤天秤不敵風力倒塌，直壓就近舊樓天台。除此以外，全港各處道路均有塌樹、水浸、大廈外牆物料脫落等危機，使翌日出勤上班之市民曝露在潛在危險之中。

為此，特首已於十六日晚上及時發出呼籲，建議私人機構僱主體諒僱員上班的困難，作出彈性處理。

英美法律中有所謂Act of God（神的作為）的觀念，意謂不可抗力。山竹吹襲，確實是不可抗力，然而制定合理的天災應變對策，人仍負有責任，尤其是山竹到來，全世界天文預測系統已有通報，並且去年颱風天鴿襲港，早有前科，應對可預知災害，官民皆責無旁貸。

統計學數據不是放鬆戒備的借口

其實，去年天鴿襲港之後，立法會曾於十月二十五日討論過天災應變問題。當時發問的是梁美芬議員，答問的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當時，李家超引用天文統計數據指出，天鴿引起維港水位高至3.5米乃三十年一遇，言猶在耳，相隔一年，另一個三十年一遇的風災竟然發生了。大自然以其力量告訴了香港政府，統計學數據不是放鬆戒備的借口。

去年李家超回應梁美芬議員，除了引用統計數據之外，也提出了港府多個措施，包括：

1. 以123I章建築物規例規定私人樓宇確保樓宇去水力；

2. 舉辦「科學為民」科普講座等公眾教育活動，編印「趨吉避凶簡易守則」小冊子等，提高公眾防災意識；

3. 答允修訂保安局《天災應變計劃》文件，有關文件內容規定了政府多個聯合部門在天災中各自的角色和功能。

在李家超的回答中，只有《天災應變計劃》與政府防災工作有直接關係。然而，只要細閱《天災應變計劃》文件內容，可以發現，政府官員眼中的天災，與天鴿和山竹兩個超強颱風帶來的實際社會問題，有相當大的出入。

《天災應變計劃》強調災場傷亡人員救治與災場快速解封。這反映在政府官員眼中，災場有限定地點，有傷亡發生的地方即是災場，只要災場處理好，即可以快速解封，使社會恢復秩序。

不下停工令　阻延城市恢復

然而，今次山竹襲港，市民自我警惕留守家中，山竹並未帶來重大傷亡，因此不存在限定地點的災場，沒有單一災場解封的必要。山竹造成的最大的問題，是廣範圍的家居、工作場所和道路的破壞，大量官民設施需要緊急維修。同時，在塌樹未清理，公共設施未完成維修之時，市民外出反而暴露在更大的危險之中。從《天災應變計劃》文件的內容看來，這些急切的維修，以及災後的潛在危險，顯然完全沒有被政府官員考慮過。政府不下停工令，結果大量上班人口堵塞在公路上，令維修人員無法清理塌樹和玻璃碎片，反而阻延了城市秩序的合理恢復。停工，不是讓人躲懶，而是給官民雙方一個維修香港家園的合理空間。

現在，香港市民於災後翌日上班有兩個疑慮，政府有責任檢討並設立政策去應對：

一、在市內交通系統局部癱瘓的情況下，市民不出勤有可能被私人企業僱主歧視而不合理削減權益。即是說，風災帶來與勞工處職權相關的諸問題，可是勞工處被排除在《天災應變計劃》政府部門協作體系之外，無法對應災害發揮其職能。再者，按照509章職安條例，勞工處處長雖有權針對危險工作場所發出停工令，但礙於條例限制多，又沒有對應天災的條文，實用性接近零。

二、學童停課，但家長仍須上班，令家長擔心子女無法得到合適的照顧。這要求政府在政策和法例上對受影響家長及學童提出支援對策，例如把未受影響之公共設施或社福機構大樓內，例如圖書館，設立臨時兒童託管服務等等。

勞工法例未保障市民災後安全

對應天災，不能墨守成規，只按我們自己的觀念對應它。感覺上，保安局的《天災應變計劃》是模仿外國防災應變計劃寫成的，但造訪香港的颱風甚有性格，並不是日本式的破壞性震災，它不怎麼傷人，卻偏好癱瘓基建交通，港府應對它們，不能把別人的方案照單全收。

保安局的「趨吉避兇」小冊教導市民「衡量自己所在及四周環境的安全情況，作出停留或離開的決定」，但勞工法例卻沒有在災害危險未完全清除的情況下，賦與市民保障自身安全的權利，試問市民又如何能夠「趨吉避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