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平：安倍訪華是一次修復性訪問
安倍今天訪華。
有人說，這是「歷史性訪問」，我認為不太準確。
中日關係四十年，風風雨雨，磕磕碰碰。真正稱得上和平友好的年份，不超過十年。今天安倍的訪問，充其量是一種修復性的訪問。
中日關係，必須放在世界地緣政治的角度思考。我有一個說法，美國在亞洲，宛如影子般的存在。東亞地區的複雜局面，一直是美國樂見的。中日、中韓、日韓，三個主要的國家，彼此的關係，始終是跳躍的，或冷或熱，永遠沒有同步的時候。這也就是東亞的現狀，也是「亞元區」不可能實現的原因。
中日韓是近鄰，也都是強大的經濟體。若有政治智慧，應該彼此照應，共創地區繁榮。掙脫美國的影子，才能照應三國的利益。美國正在特朗普的推動下，對各種「退群」樂此不疲。這對東亞地區，應該是一個歷史的機會。因此，我歷來主張，中日韓應該和平友好共處。
關於中韓關係，不是今天討論的話題。不提。
關於中日關係，十六年前，我在日本有一個發言，題目是《中日情感交流的橋樑》，中日之間，好比上海的石庫門，低頭不見抬頭見。三年前，我在中日媒體交流研討會上也有一個發言，題目是《中日媒體的歷史責任》。我的立場是明確的，中日關係應該改善，中日兩國應該和睦。
中日關係的基礎，我認為應該是兩國的民意。對民意的引導，應該是媒體的責任。有兩件事，對我觸動很大。一是日本對華援助，中國人知之甚少。有消息說，今年，日本將停止長達四十年的對華援助，這就是「ODA項目」。四十年間，日本向中國提供了36500億日元的無償、有償（低息）和技術援助，比如，南寧到昆明的鐵路，當年的首都機場等等。二是中國放棄對日戰爭索賠，日本人也知之甚少。當年中國政府放棄對日巨額戰爭賠款，展現出中國傳統的寬容之心。但是，日本媒體甚少提及，許多日本人不清楚。我曾遇到一位日本年輕人，談及此事。他竟然反問說，中國放棄過巨額的對日賠款，那日本有什麼對不住中國的地方嗎？
我們常說，正視歷史，面向未來。正視歷史，正是面向未來的基礎。對歷史的認知，不能有刻意忽略的盲區。中日媒體的歷史責任，便在於此。我們都是肩負責任的人，我們不能忘了手中這支筆的份量。
（中國媒體同行在日本東京）
附：中日媒體的歷史責任：
中日是東亞地區的兩個重要鄰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中、日、還有韓國的關係，無疑將決定東亞的穩定和發展。
中日關係，一度是健康的。中日也有過短暫的蜜月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日關係是令人欣蔚的。我至今記得，當年的中日青年大聯歡，並積極參與其中。這段經歷，似乎決定了我的對日觀：主張中日友好，理性寬容分歧。這也是現在不被待見的所謂的「親日派」。我是一位媒體人，此後許多年，一直同日本的媒體同仁，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和私人關係。比如，中日新聞所屬的東京新聞，他們歷任的駐滬記者，幾乎都是我的朋友。從最早的迫田勝敏先生，到後來的中村、垂水、川村先生等等。其中，中村、垂水先生都已作古，迫田先生現在台灣，退休後在台灣政治大學任教，前幾年去台灣，我還見過他。最年輕的川村先生，現在也已退休了，仍致力於中日友好關係的研究，我們每年都會見一次，共同探討兩國關係的各種複雜成因。我還促成了中日之間第一個新聞棋戰——中日圍棋天元賽，並堅持了近二十年。幾年前，我還曾受邀去東京的日本記者俱樂部演講，當時商量的題目，就是互聯網和中日關係，後因日本東京大地震而作罷。
歷史的進程是複雜多變的。當年友好的中日關係，現在跌入了低俗，成為確認無疑的「歷史冰點」。中國的互聯網上有一個有名的段子，大意是說，如果中印開戰，中國青年人會捐一個月的工資，如果中美開戰，他們會捐一年的工資，如果中日開戰，他們會把命捐出去。中國的年輕一代，仇日情緒高漲。九年前，這種情緒到達高點，從而釀成了全國性的涉日運動。中國的青年，為什麼會這樣？中國青年，他們真的對日本了解嗎？我認為，至少不全面，不詳盡。同樣，日本的年青人，也對中國人的仇日情緒極為不滿。在我看來，兩國青年的相互誤解，已到了危險的歷史關頭。青年是決定未來的，這個問題和死結不打開，中日的未來是十分危險的。這裡，中日媒體責任重大。媒體的作為，肯定將影響中日青年的互信。因此，今天中日媒體的人士在這裡對話，討論中日關係，我認為很有必要。
從專家的共識看，中日關係的焦點是三個問題。歷史教科書、靖國神社、釣魚島。其實，關鍵是歷史觀。因為，近年來的釣魚島問題爭執，原本並不是問題。這類問題，在當今的國際關係中十分常見，各類的領土糾紛，也從未中止過。對釣魚島問題，中日原本是有過共識的，這就是「擱置爭議」，讓後人來解決。這也是當年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因為，國際關係的慣例之一，就是維持現狀，任何打破現狀的做法，都是愚蠢的。所以說，釣魚島原本並不是問題。只有當歷史問題被重新攪亂，釣魚島問題才會成為問題。我認為，中日關係的根本是歷史觀問題。對中國人來說，對當年的侵華戰爭，銘心刻骨，許多人不解，日本為什麼就這麼無恥呢？為什麼就不能像德國一樣，反思戰爭。這些年來，有過一個「村山談話」，讓人寬慰。但是，在日本，至今還有人不願意回到村山談話的基點。這是以德報怨啊。當年的舊金山和約，許多國家都拿到了賠款，連南越的吳庭艷政權也拿到了三千九百多萬美元的賠償。當然，也有國家對該和約不滿，退出了，拒絕了。比如，越南北方、緬甸、中國和台灣政權。中日在建交談判中，涉及了有關賠償的問題。最後，中國從國際戰略的大局出發，放棄了賠償的要求，原文用的字眼是「權力」，因為日方的堅持，改了，這也體現了中國的胸襟。
因此，這些年來，但凡日方在教科書、靖國神社等問題的任何動作，都會觸發中國人的敏感神經。我們的媒體，更多的是站在中國傳統觀念的角度，批判日本，這也或多或少影響了中國人的情緒，勾起中國人的慘痛歷史記憶。有一點，中國青年人是不理解的。日本為什麼這麼頑固，這麼不肯反思自己當年犯下的罪行。這樣的問題，我也曾無數次地問日本的朋友，包括一些對中國十分友好的日本人。他們都會反問我一個問題，你了解日本人的生死觀嗎？
日本人的生死觀是什麼？他們的回答是：在日本人的觀念裡，人死後就是淨土，一切都可以被寬恕。
日本人認為，死是生的一部分，從生到死沒有絕對的距離。「死並非生的對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日本人也認為，死是對集體責任的承擔和忠誠，日本人一向把個人的價值維繫於其所存在的團體價值之上，為了團體（甚至是國家）的利益，可以拋棄個人的一切，為團體而獻身會成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日本人認為，死是一種律己的行為，應該被寬恕。這就是日本人的善惡觀。日本人認為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不管生前犯過多少罪行，一旦死了，他的罪孽也就消失了。無論他們生前做了什麼，死了的人都應該獲得平等的尊重和禮遇。日本人認為，一個人不論生前是善還是惡、是是還是非，死後都變成了佛，其牌位也理應放入神社，受後人供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石川五右衛門，這人是日本 16 世紀有名的盜賊，按理說是個壞人，但在許多地方的神社中，也有他的牌位。這也是為什麼全世界和東亞人民的強烈反對，現在依然有一些日本政府要人屢次參拜供奉着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的重要原因。日本人的生死觀，是一種不分善惡、不分是非的世界特有的生死觀。這和絕大多數國家有善惡、有是非的生死觀截然不同。總的說，日本人看輕生死、寬容生死、尊重生死。這是一種獨特的生死觀。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了。
這種生死觀，許多中國青年人是不了解的。我們的媒體，也不會去刻意的報道。當然，一些日本的政客，從選票的角度看問題，利用國民的觀念，藉此還魂極右的軍國主義思想，則是需要高度警惕的。這也是中國政府不滿安倍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另外的話題，不在這裡討論。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一說。這就是戰後日本對中國的援助。我們的媒體，一般也不太願意說。
我看到的一份資料顯示，日本外務省日本官方發展援助（ODA）數據，1979年-2010年間，中國共獲得日本33164.86億日元（約2638億元人民幣）的開發優惠貸款、1557.86億日元（約124億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以及1739.16億日元（約138億元人民幣）的技術合作資金，總金額高達36461.88億日元（約2900億人民幣），涉及項目200多個。即便是在2005年至2010年間，日本對華援助有所減少，2008年起更是終止了對華開發優惠貸款項目，但加起來也達到2101.98億日元（約167億人民幣）。30多年來，日本是中國最大的援助國（1990年代日本曾長期佔據全球最大援助國的位置），而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國，中國的外來援助中有60%以上來自日本。
中國的兩大機場樞紐，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和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曾分別接受了日本31.7億和23.8億人民幣的優惠貸款援助，蘭州、武漢、西安等地機場的建設也都接受了日本的援助。中國鐵路約5200公里的電氣化改造、470個大型港口泊位中約60個等等均由日元貸款建成。北京到秦皇島的鐵路擴建工程、北京污水處理廠建設項目、大同到秦皇島鐵路、中日友好醫院、北京地鐵一號路、上海寶山鋼鐵廠改造、重慶城市鐵路建設、青島港擴建工程、天生橋一級水電站發電項目、杭州到衢州高速公路、深圳鹽田港一期工程、大窯灣大連港一期工程等等，都有日本的資金在注入。
21世紀之後，日本援助的重心也開始從碼頭、能源、港口、鐵路、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領域轉向環保、技術和人才培養等，貸款的發放方式也由五年一大筆，改為一年一筆。截止2003年，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就曾為中方培訓了15000名以上的管理人員，日本海外技術者研修協會則培訓了超過22000名的中國人。新疆環境改善項目、青海生態環境改善項目、蘭州市大氣環境改善項目、吉林環境改善項目、貴州環境和社會開發項目、河南造林項目、昆明水環境改善項目等等都是2003年之後援助的。不管是對中國政府放棄戰爭賠款的感謝，還是中日貿易往來的客觀需求，無可否認，日本援助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起飛作出了貢獻，這些遍布中國的援助項目將見證中日關係的風風雨雨。
我在想，中國的媒體，如果多說一點這樣的中日關係歷史，特別是日本援助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或許可以大大改善中國青年的誤解。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媒體，肩扛歷史責任，而不容推辭。
同樣，日本媒體也需要反思。我們注意到，日本青年一代對中國的認識，也受到日本媒體的重大影響。我去過日本七次，見過許多日本青年人。他們中的許多人，並沒有到過中國，他們對中國的了解，少得可憐，即使有一些，也都是日本媒體給他們的。日本媒體給了他們什麼？中國的陰暗面，中國的貧困落後，中國人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前些年，日本的媒體大量報道了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當然，也有一些日本媒體，特別關注中國發展可能的對日本的威脅。從地緣政治的傳統觀點看，強大的鄰國確實是麻煩的。這也是當年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的觀點，有着明顯的冷戰思維。日本的媒體，很少關注中國的進步。其實，三十年的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的變化，我們這一代人，是有着深刻感受的。我認為，今日中國的民主和開放，前所未有。當然，中國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中國的事，需要慢慢來，需要自己的發展特色和發展道路。許多事，急不得。中國是一個大國，城鄉差異，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習大大就說過一句話意味深長的話：治大國若烹小鮮。很有道理啊。
關於中國人對當年戰爭的傷痛，中國人的對日情緒的起因，日本媒體似乎是不怎麼願意說的。
中國青年人，為什麼這麼在乎當年的戰爭？因為，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的傷害太深了。
我查了許多資料，中國八年抗戰傷亡人數高達3500萬人，其中軍隊直接傷亡500萬，其餘都是受殃及的平民。當年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也就是說，近十分之一的中國人傷亡。幾乎每個家庭，都有悲痛的過去。當然，中國比當年蘇聯的情況好，蘇聯的傷亡是2000萬人，其總人口不足1億。這是其一。我當年在新民晚報工作時，時任副總編輯的馮英子先生就親口告訴我，他的妻子就曾受到日軍士兵的姦汙。在中國的許多家庭，都可以找到同這場戰爭相連的悲劇。這樣的傷害，你都不願意承認，輕描淡寫，就這麼算了。中國人會答應嗎？不會。因為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的要求不高，希望執政的日本政府，要正視歷史，給亞洲和中國人一個交待，那怕是口頭的，就行了。
整個戰爭期間，中國遭受的直接財產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間接損失達5000億美元。即使不考慮物價指數的因素，中國當年的損失，也超過日本對華援助的總額。這是其二。
當然，還有許多細節，日本的媒體更不會去提，也不願意涉及。
比如，東北地區的財產損失。日本佔領東北近百萬平方公里土地，長達14年。當時，有一份《「九一八」國難痛史資料》。該書所列「九一八事變東北官方財產損失略計」，總的損失估計為175億元（法幣，下同）。如以3.5元摺合一美元計，約有50億美元之巨。此外，日本共掠奪東北煤炭1.15億噸；鋼材1308萬噸；生鐵300萬噸；石油年產20萬餘噸。每年的黃金產量從11.1萬克增加到357萬克；木材產量從1932年的89.7萬立方米增加到1937年的277.1萬立方米。日軍強迫征糧，1940年～1944年5年間，收繳糧食為3330.8萬噸，其中1130萬噸運往日本，有500多萬噸供給關東軍。日本還五次大規模往東北移民，1931年至1945年，總共移到東北的日本人18萬戶，55萬人左右，強佔中國東北耕地152.1萬公頃，幾乎佔東北全部耕地面積的10%。以上幾筆，東北損失十分驚人。如一噸煤以20美元計價，則損失23億美元，糧食每噸100美元計價，則損失33億美元，扣除給農民的低價部分，也有20多億美元。僅煤、糧食，加之事變突發性損失50億美元，就有100億美元之巨。加上交通、文教、電力、及其它資源損失，總數定在150億美元之上。
比如，「一二八上海事變」的損失。 1932 年，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先後調集10萬兵力，向上海進攻。接着，又於1933年1月攻佔山海關，攻克熱河，開始長城之戰。以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為例，時間雖只有35天，但由於上海是國際經濟大都市，中國工商業的中心，損失十分驚人。戰後國民黨中央黨部彙集上海工務局、公安局、社會局等部門的呈報材料，初步估計出上海市區的損失總數為15.6億美元，其中財產損失7.8億美元，學校資產損失1368萬美元，工業1876萬美元，商業5.9億美元，鐵路1869萬美元，橋樑損失140萬美元，輪船堆棧與轉運損失1000萬美元，公用事業損失1074萬美元，治安設備54萬美元，財政收入損失22萬美元。
中國的八年戰亂，共有930 餘座城市被敵佔領，佔全國城市總數的47%以上，其中被侵佔的大城市佔全國的80%以上。全國直接間接蒙受戰禍的災區人口達2.6億以上，無家可歸的難民達4200萬人。據美國經濟專家調查估計，首都南京出現了舉世震驚的大慘案。四川內地持續6年的轟炸，炸死2.25萬人，炸傷2.6萬人，並造成巨大財產損失。
有時候，我就在想，這些情況，日本的青年人了解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日本青年人，可能早已把這段歷史忘卻了。因為不了解，他們才會反感中國人，你們怎麼就這麼沒完沒了的呢？這種狀況，近兩年更為突出。我認為，政客一般不會去考慮承擔歷史責任，他們是現實的，有政治利益的考慮。但是，媒體應該是中立的，他們應該恪守職業道德，客觀公正理性，有着自己的歷史擔當。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樂於參與中日媒體交流的主要原因。
十幾年前，我曾隨時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的趙啟正先生訪問日本，參加中日媒體高層論壇，地點是東京新大谷飯店。當時，我曾有過一個發言，《中日情感交流的橋樑》。這個橋樑就是中日兩國的媒體。在這個發言中，我說到了上海的石庫門。石庫門是舊上海人家居的典型特徵之一。八十年代，一位日本朋友到上海來，提出要去看看石庫門。我說，現在的石庫門外面看看尚可，裡面是看不得的。但是，他堅持非看不可。於是，我找了一位中學同學。石庫門裡面的世界，讓這位日本朋友感慨不已。共用的廚房，一個水鬥上面的好幾個上了鎖的水龍頭，以及七上八下的電燈頭，真實地描繪了石庫門的鄰里現狀。"這樣生活，嗑嗑碰碰在所難免吧？！"我的同學淡然作答：「鄰里之間，是要學會寬容的」。這句話，讓這位日本朋友感慨不已。我的發言，受到好許多日本媒體人士的認同，並要去了我的發言稿。
上海石庫門的「嗑嗑碰碰」，讓我想到了中日關係，鄰里之間，中國人說「低頭不見抬頭見」，磨擦難免，因此，「學會寬容」應該作為中日兩國有識之士的共識。只有寬容，才會相安無事，鄰里之間也才會見日久見真情。這種寬容，我認為首先應該體現在中日兩國的媒體之中。媒體要有所不為、有所不懼。媒體不應該欺世媚俗，不應該去刻意地迎合某些東西。如今，互聯網日漸發達，網絡媒體應該有自己的立場，應該肩負歷史的責任。中日之間，人們情感的渲瀉、觀點的交流，網絡媒體因其及時、海量和互動性強的特性，而使這種交流與衝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十五年來，我有十年的時間，擔任東方網總編輯，參與處理了所有與中日關係有關事件的信息處置。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網絡媒體，已成了中日情感交流的旋渦，任何不當的處置，都將會把中日關係拉向深淵，對兩國的網絡輿論來說，換位思考將是十分重要的。
我一直對地緣政治有興趣。地緣政治既有傳統觀點，也有與時俱進的主張。我的理解，從地緣角度說，一個相安無事且友好往來的鄰邦，對中國和日本都是有利的。嗑嗑碰碰難免，主流應該和睦相處。我希望中日兩國青年人，藉助媒體而相互了解歷史真相，而不是只去讀《中國人的德性》那樣的書。有些深層次的誤解，是需要有共識的媒體人士來共同解決的。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中國人都在看日本政府的政治誠信度。不久前，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日本，希望日本正視歷史。然而，日本政府有人提出，日本和德國，不能簡單類比，安倍甚至提出，日本也是受害者的言論。顯然，中日關係，還遠沒有到和緩的階段。防止政治綁架兩國關係，這也是媒體的責任之一。
各位同事，各位朋友，當年參加中日青年大聯歡的時候，我還是一個青年。如今，我已過了知天年的年齡了。我真的不希望，中日關係持續的倒退，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對兩國的年青人，真的要負起一種歷史責任。否則，我們就是對未來的犯罪。
文章原刊於微信公眾號《鋼筆鐵嘴》。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