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泛民緣何在高鐵「一地兩檢」民意戰中落敗？
在剛剛過去的聖誕節假期，大批港人/內地遊客選擇乘坐高鐵離/赴港旅遊，出入境人數在多日內都觸及到九萬人次，遠超當局訂立的八萬人次目標。客觀上而言，本港高鐵乘客量從最初不到五萬人次逐漸增至逾九萬人次，正正說明港人對高鐵的接受程度正不斷提升。
事實上，回想起本月法院裁定泛民在「一地兩檢」司法覆核案中敗訴後，民間反應冷淡；再遠至早前泛民人士心口不一，一邊廂號召市民攻擊「一地兩檢」，另一邊廂卻踴躍舉辦高鐵團，都可以看出本港社會的主流民意其實並不排斥高鐵實施「一地兩檢」。
如今，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已經有三個月之際，或許是時候思考一個問題：長期在輿論領域佔據優勢的民主派，在高鐵開通前後一直沒有停止過攻擊「一地兩檢」，在議會內抗爭之餘，亦在社交媒體及落區發動海量宣傳，但最終為何在這場民意戰中慘敗呢？
箇中原因，坊間早前已經有過不同的解讀。但我以為不妨也可以參考戈森定律（Gossen's law）。由德國經濟學家戈森創立的戈森定律，其大意是：個人的欲望強度會隨需求的不斷滿足而遞減，因而消費某種商品獲得的快樂感也會因需要的滿足而遞減。戈森定律的邊際效用原理，同樣可以適用於對社會法治保護的問題。簡單來說，隨著法治防護範圍的擴大到了一個關鍵點，社會大眾對這方面新增的立法的好評，就會逐漸遞減。
譬如，種種數據都顯示交通事故的增加與汽車有關。若政府想徹底解決交通事故問題，全面禁止駕車這個「馬路殺手」，理論上是最好的方法。但沒有政客敢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為他們都知道過度的限制肯定不符合大多數民眾的期望。沒人人會為了增加這種安全感而願意犧牺自己的自由。
在日常生活中，類似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如民眾明知道吸煙有危險，仍有很多人不惜代價吸煙：又如醉酒容易出現意外，但民眾為了取樂的自由，也不會要求當局一刀切禁酒。
泛民陣營在高鐵「一地兩檢」民意戰遭遇滑鐵盧，也是同一個道理。在民主派的眼中，法治是生活中最寶貴的東西，總是優先於其他價值。但從市民過去一段時間的反應來看，在西九龍站能夠實施本港法律固然不錯，但一旦對人身安全方面的政策保護如「兩地兩檢」影響到其他方面，諸如生活上的自由或者樂趣設限過多，便會出現負面的評價。
由此，泛民在反高鐵「一地兩檢」上的宣傳戰中，不斷強調「一地兩檢」後患無窮，會給港人帶來極大的損害，但諷刺地是，大部分港人的觀感卻是：「一地兩檢」方案簡化了過關流程和縮短辦理時間，最能帶來便利，反而是泛民的「反一地兩檢」才是真正有損個人切身利益。泛民在推動反對「一地兩檢」議題時，也因此未能帶動群眾情緒。
古語有云：「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我想，這也是泛民在反「一地兩檢」一役中最應該吸取的一個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