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定定、顏昊嘉：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明天更美好

自粵港澳大灣區提出以來，香港的金融中心優勢和國際地位被一再強調，可見香港的金融和港口大優勢。而對於香港來說，經歷過「前店後廠」模式、服務業轉型的香港，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再次突破自我的機遇。粵港澳大灣區從區位上講是一個城市群，城市之間從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到體制、法律各有差異，個中落差可能是這項國家大計的財富，但不免有協作失調、無序競爭的風險，因此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如何互補引起各界關注。恰逢《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於2月18日正式出台，筆者愈加肯定了香港在這個大規劃中獨特功能和大灣區的樂觀前景。

對於香港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機遇。粵港澳大灣區的迅速發展的影響力總體而言令人鼓舞。根據今年一月對外發佈的《四大灣區影響力報告(2018)：紐約·舊金山·東京·粵港澳》，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影響力指數排名第3，高於東京灣區，排在舊金山灣區和紐約灣區之後。其經濟影響力位列四大灣區之首，創新影響力和形象影響力排名第二，文旅影響力排名第三，宜居影響力排名墊底。就城市和企業而言，內地企業有着不錯的業務能力和科技創新能力，把互聯網經濟的優勢運用得非常好，但是在資金和前沿技術方面，相對於香港而言，內地城市和企業都稍有遜色。可以發現，大灣區的發展依然有完善的空間。

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來說，香港是一個優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擁有高度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業網絡，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作為大灣區內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香港的專業服務享譽全球，在大灣區建設擔當重要角色；一方面支持區內經濟發展，提升大灣區在國家雙向發展中的角色和功能，而另一方面，便利香港優勢產業進入大灣區市場可拓闊其發展空間，貢獻大灣區的發展。根據今年二月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報告(2018)》，按照高質量發展水平，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形成了三個梯隊。香港為第一梯隊，廣州、深圳、澳門和珠海組成第二梯隊，中山、東莞、惠州、江門、佛山和肇慶組成第三梯隊。

粵港澳合作由來已久，具有難得的合作基礎。改革開放初期，港澳成為內地「引進來」、「走出去」的重要通道，形成「前店後廠」的分工模式。進入新時代，香港可以繼續加強與內地的金融合作，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事實上，粵港澳，尤其是粵港的合作最為緊密，而且在近年來呈現合作重點向金融領域專業服務轉移的趨勢，廣東省服務業轉型升級亟需香港的帶動，作為反哺，廣東省服務業升級轉型過程中的市場需求將是香港專業服務行業的盤中餐，而這前提便是香港也需要協助大灣區城市吸引外資和擴大對外貿易，促進金融服務和資金流動，激發大灣經濟增長活力。

粵港澳三地優勢互補，將輻射和帶動環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區域發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粵港澳將發揮各自優勢，形成互補，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當然風險與收益常伴，珠三角部分地區有過重複建設、無序競爭和資源錯配的教訓，而《綱要》正在規避協作失調的風險，並明確以「區域發展更加協調，分工合理、功能互補、錯位發展」作為發展目標之一。一來，對各大城市，尤其是香港、廣東、深圳的定位有了明確的導向，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也順理成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中心；二來，儘管行政規劃的效率和規劃比市場更高更理想，合理的分工互補始終是自由開放市場的拿手好戲，事實上，香港的金融地位正是市場作用的結果，廣東、深圳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是改革開放、放開市場的成果，特首林鄭月娥說得不錯，「一國兩制」是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更為發揮這個優勢提供空間，發揮香港金融中心功能的同時，並不限制其他城市的發展空間，大灣區的規劃充滿着靈活性。

當然，光靠前沿的帶動也不夠，內地城市是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後勁。今年廣州市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作用，建立健全工作架構，完善穗港、穗澳對接合作機制，攜手港澳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將堅持把創新作為城市發展主導戰略，努力在全球新一輪科技產業變革中發揮主力軍作用。江門則積極推進澳門與江門跨境合作實驗區，深化銀湖灣濱海新城規劃；謀劃打造江珠高端產業集聚發展區，建設大灣區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基地。

當前國際金融貿易局勢趨向緊張、不穩定，如貿易戰扯動人們的神經，而香港經濟增長缺乏持續穩固支撐，急需外力推動，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帶一路」的戰略樞紐、對外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利用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和自由貿易試驗區等經濟平台，探索更為開放的經濟模式，對於增強香港全球化經濟風險抵禦力，加快從城市到國家與國際接軌的步伐，發揮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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