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海雷：「中港矛盾」的關鍵在於統戰工作的失誤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港矛盾」這個維度，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指出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的政策，過於看重本地財團的利益。回歸18年，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2003年SARS之後經濟到了低谷。後來依靠中央「自由行」等一系列政策，香港才可以走出困境。如果與其他國家地區比起來香港表面經濟形勢還可以，但老百姓的生活水準與1997年相比提高不多。社會上流行的觀點認為近年香港社會發展的紅利大部分給財團壟斷了。2010年，一本名為《地產霸權》的書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這本書所描述的香港社會，基本上由五大華資家族操縱。在香港經濟起飛的階段，特別是回歸前後，他們抓住機會壟斷了香港的地產市場，並由地產業進而向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進軍，擴大其在社會中的話語權和控制力，最終被認為壟斷了香港的經濟命脈。財團的成功除了因為創始人精準的商業眼光而把握了時機，不能不提是他們大力打造的證商關係網。依靠壟斷為核心競爭力的財團，當然不可能創造出像蘋果或微軟那樣偉大的科技公司，甚至像韓國三星、台灣台積電、HTC等國際一流電子公司。

不以大企業為豪 提名委員會缺乏「廣泛代表性」

幾年前我在美國西雅圖旅遊，一次與的士司機交談，他很自豪的向我介紹當地有微軟、亞馬遜還有星巴克，後者算不上科技公司，都是以西雅圖為總部的世界一流公司。這些公司給當地的經濟與老百姓帶來巨大的利益。我當時就在想有多少港人會為香港出現了五大華資家族而自豪？

我是這樣理解，90年代回歸以前，社會人心不穩，再加上有英資財團帶頭轉移公司註冊地，北京統戰工作主要面向財團、資本家，以免資金外流是有它的合理性。但在曾蔭權的第二次任期（2007-2012），特別是北京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實行4萬億救市方案，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政府並沒有前瞻性地判斷國內政策對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會有重大影響，再加上對「自由行」的管理並不到位，民怨再次激化。

表面上這是香港的內部矛盾，但北京要求在2017年實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還是由1200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把守第一關。提名委員會當中主要是是工商界人士、全國政協、以至專業人士，唯港人普遍質疑欠缺「廣泛代表性」，未能充分反映民意。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提名委員會以機構提名方式，要得到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援才可以參選行政長官，於是觸發佔領中環運動（「佔中」）。

支持回歸成抗爭力量 皆因「六四」事件

而「中港矛盾」的第二個關鍵點是因為香港有一股被稱為「泛民」的強大反對派力量，他們與特區政府、以及支持北京政策以工聯會為首的「建制派」一直在抗爭。說到「泛民」，就不能不提香港民主派的元老司徒華。其實支聯會、民主黨、以及由數萬教師會員的教協都有一位共同創建者──司徒華。但很多內地人不知道在1982年9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後轉來香港，是司徒華領導的港同盟人士，跑到機場去抗議，拉橫幅，聲稱反對「三項不平等條約」、「反對續約香港」，他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但同時要實行「民主治港」。在「佔中」事件中作為主力之一的「學聯」，也曾經是80年代最積極支持香港回歸中國的力量。

這些在80年代積極支持香港回歸的力量後來為什麼改變立場成為抗爭力量的主體？簡單一句就是因為1989年那段被定性為「暴亂」（後定調改變為「風波」，再修改為「事件」）的「六四」事件。198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需要我細說了。香港這股反對力量由於佔領了「道德高地」，並沒有隨着「一國兩制」的落實而消失，反而成了與「建制派」抗爭的主心骨，有着深厚的群眾基礎。很多內地人不明白，1989年發生遠在千里外的事，港人為什麼在接近30年後還揪着不放。近年我曾經收集並閱讀大量關於1989年的資料，慢慢才開始領悟事件錯綜複雜的性質。當年北京是主戰場，香港就是第二戰場。如果當年不是以許家屯為首的香港新華社統戰工作做得成功，使得相當一部分港人開始在心理上準備回歸，港人可能還是和以前一樣對於在內地發生的事情抱着隔岸觀火的態度。在此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繼任的香港新華社領導不單沒有嘗試爭取化解與港人這個矛盾，反而是採取排斥和打擊這股反對力量。就算是左派內部對於「暴亂」有不同看法的人士也是備受排斥打擊。

 

文章原刊於《灼見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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