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景祥：香港「顏色革命」與美國對華「混合戰」

香港發生着一場教科書式的「顏色革命」，其背後有美國的支持、幫助、組織、策劃，這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對他國實施政治攻擊行動的經驗極為豐富。2010年5月，美國國家經濟分析局曾發表由紐約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爾·伯格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內森·納恩等人合作撰寫的學術論文，題為《商業帝國主義？冷戰時期的政治影響與貿易》。該文指出，冷戰時期（1947-1989年），世界上至少有50個國家受到中情局的政治干預，在伊朗（1953年）、危地馬拉（1954年）和智利（1973）成功實施的政變，只是其中最著名的幾次。中情局政治干預行動的內容極為廣泛，包括物色、培養、扶持和更換外國領導人，為親美政權提供秘密支持，為他國國內的各種政治運動提供資金和專業知識，資助各種秘密組織和學生團體等等，其目的是為美國謀取戰略優勢和商業利益。

1989年冷戰臨近結束時，美國《海軍陸戰隊公報》發表一篇署名威廉·林德的文章，認為下一代戰爭，即「第四代戰爭」將比過去的戰爭「更具流動性、分散性和非對稱性」；以媒體和信息干預為主要形式的心理戰將成為重要作戰手段，「電視新聞可能會成為比裝甲師更強大的作戰武器」；大規模反政府運動的展開將使「平民」和「軍隊」之間的區別消失。事實證明，這篇文章極具預見性。

冷戰結束近30年來，經過多次重大修正、調整和完善，美國的對外戰略更加註重把非常規戰爭（隱蔽地使用武力）和非軍事手段（「顏色革命」）同傳統的公開軍事干涉有機無縫地融合，從而形成一整套新的理論，即美國戰略界所說的「混合戰爭」。這一理論依照「上策乃不戰而屈人之兵」、「繞遠路方是最近的歸途」等古訓，要義是美國在背後領導、指揮代理人，製造混亂，發動間接攻擊，「在不直接與對手交戰的情況下擊敗對手，從而節省直接對抗中必須消耗的資源」。

近年來，美國對南斯拉夫、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烏克蘭、敘利亞、委內瑞拉和伊朗等許多國家的干預都運用了「混合戰爭」手段。正是通過這些新的事實，其他國家的學者才得以對美國「混合戰爭」理論，包括「顏色革命」策略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顏色革命」的基礎理論源自美國作家愛德華·伯奈斯，他在1928年發表的《宣傳》一書中首次提出社會心理控制問題。美國商界對這本書很熟悉，它也是現代營銷術的經典理論著作。「顏色革命」的獨特性在於，由於國家機器的介入，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心理控制這一工具。

每個國家和社會的內部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弱點，都存在着因民族、宗教、歷史、行政邊界、社會經濟差距、自然地理等因素導致的潛在衝突。美國擁有強大的媒體和網絡技術，擁有大量高水準的思想庫和訓練有素的戰略專家，他們能夠廣泛地搜集、分析社會和人口數據，精心設定政治術語，運用精湛的大眾心理控制術，用反政府思想感染大眾，並通過社交媒體網絡創造一個「蜂群思維」。這個「蜂群思維」可以讓它的成員以一種看似混亂的方式，有序地群集，公開對抗和攻擊政府，使政府癱瘓，最終奪取政權，掌控社會。

美國的戰略家們總結過歷次「顏色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一是「顏色革命」不需要影響目標國或首都的大多數人口也能取得成功；二是「顏色革命」的目標不一定是推翻政府，只要能製造混亂，分裂社會，引發大規模動蕩，就足以確保成功。

當今世界上，美國是唯一實施「混合戰」並有能力製造「顏色革命」的國家。多年來，美國也一直公開對俄羅斯進行着「混合戰」。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發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把中國和俄羅斯一同定義為「挑戰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的「修正主義強權」。香港「顏色革命」究竟會以怎樣的方式落幕，尚待進一步觀察，不過這一事件再次印證了一個不容否認的現實，即美國已經在對中國進行一場「混合戰」。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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