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桐山：重視技術進步促使社會制度變革
在民主制度在歐美遭受重大挫折的情況下，香港很多人仍然在竭力追求民主制度。香港這個地方從來沒有過民主，但卻有自由，過去百年深受西方思潮影響，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個人來講，我早年都認為民主制度是諸多社會制度中惡最少的制度，不是完美，但好似沒有更好。因此，很多人對民主制度的追求，已經是一種信仰。但我從來不信仰任何形而上的東西，自問是一個唯物論者，根本不相信任何一種制度會千秋萬世。
隨著技術發展，我越來越堅信民主制度已經走到盡頭，人類的下一個世代，應該如以色列歷史學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言，進入一個「數字獨裁」的世代。
採用何種制度管治最為合適，決定的力量不是公眾的意願，而是技術，尤其是信息處理技術。在小農經濟時代，信息傳播的效率極低，地理位置隔幾條村都可能所知不多，在沒有報紙、電視等大眾傳媒的年代，老百姓根本連皇帝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遑論知道他治國策略。在那種技術基礎下，根本不可能實行民主普選。因此，歐美民主普選制度的興起，其實是大眾傳播技術普及帶來的結果。技術決定制度，而公眾覺得這種制度好不好，根本不重要。
但是當人類由大眾媒體時代進入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公眾理性討論尋求共識的時代已經過去。尤其經過這幾個月香港的紛爭、分裂，相信沒有人可以漠視，這個世界完全分裂為很多個「平行宇宙」，大眾媒體的影響力沒有了，取而代之是一個個的信息小圈子，不同圈子所構建的事實真相差異極大，而且由於圈子內的人長期受同一個方向的理念浸淫，大家都會愈發極端。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全社會通過理性討論尋求共識是不可能的任務，是技術上不可能做到。
在信息處理技術極大發展的年代，過去不可能的東西，變得可能。過去的經濟學認為，計劃經濟是不可能的，因為決策層無可能處理大量的市場信息，一旦出現偏差就會帶來災難性後果，所以計劃經濟都失敗了，市場經濟被推崇。但必須強調，在昨天的技術基礎下不可能的事，不代表在明天的技術基礎下不能實現。大數據處理能力一日千里，人工智能（AI）自我學習的能力愈來愈強，人沒有能力處理海量的市場信息從而總是做出正確判斷，但AI有這個能力。就算一旦作出個別錯誤判斷，但AI可以很快對不同情景進行模擬，從而很快修正。
AI計劃經濟較市場經濟更環保
當然人類的認知有惰性，接受了市場經濟這麼多年，很多人已內化成為一種信仰，為什麼要實行AI計劃經濟？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其實很容易改變。例如我說一點，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在於非常不環保。供需讓市場自動平衡，但過程總是不是太多就是太小，就好似股票價格一樣，永遠會在低估和高估之間上上落落，不會停留在平衡點。波峰和波谷之間就是一種浪費。例如現在內地爆發非洲豬瘟，供不應求，國家提供政策優惠，鼓勵增加供應，市場上所有人都接觸到這個信息，但可能很快，非洲豬瘟的疫苗投入應用了，之前的疾病攻克了，過幾年豬肉又會變得供過於求。我們為增加豬肉供給投入的大量資源，很多是一種浪費。如果AI有能力精確評估未來每一種要素的供需，從而更精確地調節，將市場起伏的波峰和波谷壓縮，就可以節省很多碳排放。
在社會管理層面亦然，信息傳播的小圈子化終將會令民主普選的制度破產，只有AI有能力實現對海量信息的精準掌控，從而實現社會管治。
我知道信仰民主制度的人一定會對我嗤之以鼻，認為這不可能，因為這不自由。但我只信仰技術，我也不是反對民主普選制度，因為「反對」是主觀判定，而我說的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歷史發展必然，與個人主觀意願毫無關係。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公眾覺得這件事好還是不好，是很容易改變的。在大家見到民主普選在現在的技術基礎下只會導致社會紛爭不斷，打著打著精疲力盡了，只能交給技術獨裁才能得享太平。經濟層面上，隨著環境污染愈來愈嚴重，只有交給技術獨裁才有一線生機，否則只能真「攬炒」。
從歷史的大尺度而言，香港社會這些吵吵鬧鬧也許不算什麼，但可以令我們對社會制度有更深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