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馬道立致辭，能化解坊間對法院的批評嗎？

近年來，香港社會出現嚴重分化，再加上修例風波的影響，造成部份法院所審理的案件，其審理進度、保釋條件及判决結果，均極易引起爭議，甚至惹來不同政治陣營支持者的不滿及批評。為此，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日前便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中，特意向社會大眾闡明法律如何運作，以求釋除部份人的誤解。

可是不諱言的說，馬道立的解釋，似乎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未能釋除部份人對於法院判決的一些疑慮。舉例來說，馬道立聲稱法官履行職責時，只會以法律條文和法律精神為依歸，別無其他，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完全不在考慮之列，但是正所謂「人心隔肚皮」，法官會否因其個人政見而影響判案，我們實在無法得知。

另一方面，法官判案時假若受到個人的政見影響，他也未必會明言，而是會利用他的法律專業知識，巧妙地運用法官的量刑酌情權，又或者保釋條件決定權，從而達到「輕判」的結果。說到這裡，便不得不提馬道立在保釋和量刑方面的解釋。馬道立指出，除非案件涉及某些特殊情況，例如：存在棄保潛逃或干擾證人的風險，否則法庭一般會准予保釋，這做法與無罪推定的原則完全一致。

問題是，被告是否存在棄保潛逃，或者被告是否有機會在保釋期間再次犯案，法官又有否客觀的衡量準則呢？況且，法庭一般會准予保釋，但是准許保釋條件，則存在很大的彈性。例如：被告繳納保釋金的目的，是要防止他們棄保潛逃，但是不同被告所需繳納的保釋金，金額有時很高有時又極低，甚至曾出現幾百元便可保釋的情況，這是否反映，被告所需繳納的保釋金金額，其實沒有一個可量化的客觀標準？

除了保釋金額外，被告保釋能否離境，也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其實，法官一般會准予被告保釋，不代表法官必須准予被告離境，因為准許被告離境，將會增加被告棄保潛逃的風險。事實上，被控暴動罪的黃台仰為何可以逃到德國，正是源於法院批准他在保釋期間離境。讓人感到費解的是，香港出現黃台仰潛逃的個案之後，法院為何還要繼續准許其他人在保釋期間離境呢？法院這樣的舉動，又怎樣不會使人心生疑惑呢？

至於量刑方面，馬道立則聲稱，法院基於個別案件的情況而應用相關的法律原則的工作，包括參照法庭尤其是上訴庭訂立的量刑指引，以及適當地顧及懲罰、阻嚇、預防和更生這些考慮因素，絕不得任意判決。然而，早前引起爭議的踐踏國旗案，裁判官便在判詞中強調，侮辱國旗罪現時沒有量刑指引，但是侮辱國旗罪的最高刑罰是入獄三年，而根據過往案例，古思堯便曾犯侮辱國旗罪，最終被判入獄九個月。

既然如此，法院為何不遵從過往案例量刑，而要改判社會服務令呢？法院作出這樣量刑，又真曾考慮判決能否產生阻嚇作用不？若法院真曾考慮的話，我們又有什麼可量化的客觀方法進行檢驗？可見，法院的判決為何帶來爭議，乃是源自法官擁有極大的保釋條件決定權與量刑酌情權，我們卻沒有一套可量化的客觀準則，檢驗法官在判案時，有否受其個人政見影響。即使馬道立如何解釋，也無法確保法官能夠自律和恪守專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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