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全球供應鏈何去何從？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各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給各國公共衞生體系、世界經濟、經濟全球化建立起來的全球供應鏈都帶來嚴峻的挑戰。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及經濟衰退以來，全球化深入發展帶來的複雜變化，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層出不窮，地緣政治的矛盾凸顯，都讓各國深感困惑。其間，不同發展模式、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對經濟及社會治理的不同影響，一直是各國特別是政府和學者反思對比的重點。而各國應對新冠疫情措施的千差萬別，再次揭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模式對於應對包括Covid-19在內的全球非傳統安全危機的重要性。

托馬斯·弗里德曼在20世紀末頗有遠見地把經濟全球化描述為「圍繞各種網絡而建立的體系」。近年來，至少有兩件事引發各國對全球供應鏈這個至關重要的世界經濟網絡的擔憂：一是美國推行對中國的科技「脫鈎」和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特別是對華為5G設備的抵制和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阻擾；二是最近新冠疫情造成全球供應鏈暫時脫節，使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資本市場劇烈動蕩，股市債市雙雙下跌。

一戰結束後，西方大規模工業生產和全球貿易的到來啟動了第一輪資本主義全球化。全球化驅動資本、資源、人員、信息等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在此基礎上各經濟體藉助相對比較優勢，逐步形成了提供各種產品和服務的全球供應鏈，並在其中佔據不同位置，於是就有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賴愈深的全球供應和消費市場。

在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中，由於歷史原因、自然稟賦、經濟體量、人口規模不同，各經濟體情況大相徑庭。一些國家憑藉自然資源、核心科技、體系壟斷、市場規模等優勢，掌控了全球供應鏈和各類網絡的「節點」（Hubs），並形成與之匹配的競爭力，從全球化的獲利明顯高於其他國家。

美國二戰後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先後以金本位和石油本位確立美元霸權，主導世界金融體系。1970年代建立國際金融交易體系「環球銀行間金融通訊協會」（SWIFT），構建美元清算體系，牢牢掌握全球資本流動，至今未見鬆動。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大浪淘沙留下的全球互聯網巨頭不會超過十家。21世紀頭十年，雲計算就集中在亞馬遜和微軟等若干大科技公司手中。現在，人工智能成為高科技新寵和競爭的焦點，哪個國家掌握先機，就能佔據經濟、軍事戰略競爭和新全球供應鏈的核心「節點」。

美國正是利用其對全球金融供應鏈核心「節點」的控制，把美元體系「武器化」，肆意制裁偏離美國模式或者不聽話的國家和企業。在美國財政部眼裡，現在最有效的武器並非航母，而是金融制裁。

這次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憑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動員、執行能力，迅速啟動從國家到基層的公共衞生應急反應，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有效控制了病毒的蔓延。同時，中國政府及時出台各項財政和貨幣政策，包括超常規、階段性支持政策，如加強信貸、減免企業稅收，千方百計支持企業有序復工復產，保障供應鏈、產業鏈暢通。這些措施已經初見成效，也穩住了外資基本盤。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把各國逼到經濟金融崩潰的邊緣，中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同舟共濟」阻擊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在國際舞台特別是G20平台嶄露頭角，發揮了全球性大國的作用，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的獨特優勢。這次面對Covid-19施虐，中國再次充分展示了中國特色治理體系「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強大能力，為其他國家抗擊疫情提供了有用的經驗。

與此同時，各國按照世衞組織的建議採取了控制措施。目前，意大利、伊朗、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疫情趨於嚴重，不少國家提高了應急處置的層次和範圍，下一步新冠疫情如何發展尚難逆料。迄今各國應對Covid-19措施有不少差異，結果各有不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國經濟政治制度及其治理體系在應對危機時，是否有效有力、有條不紊，是否有動員能力和做出犧牲的準備。

從現實情況看，各國就Covid-19採取的短中期防控措施確實部分限制了生產要素包括產品和人員的自由流動，凸顯「灰犀牛」、「黑天鵝」來襲時，全球供應鏈特別是一些重要「節點」的脆弱性。目前討論最多的是中國在供應鏈中的重要位置，即所謂「中國因素」的供應鏈風險。雖然各方對全球供應鏈暫時遭受衝擊有一定的思想準備和承受能力，但從長遠看全球供應鏈能否經受考驗，人們顯然會產生憂慮。

據統計，《財富》1000強企業中，163家企業在中國擁有有直接業務關係的一級供貨商，938家企業使用中國第二級供應商作為其第一供應。上海美國商會對長三角地區的109家美國製造業企業做了調查，1/3的企業認為，如果工廠無法恢復生產，它們就可能把業務遷出中國。

實際上，自美國執意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推行與中國的科技「脫鈎」以來，一些與中美經濟關係密切的國家已經開始擔憂，一旦兩國較真起來，全球供應鏈長期看是否真的可靠？Covid-19來襲進一步暴露出，當危機來臨時，全球化框架中有利於產品和服務的全球供應「相互依賴」，有可能變為參與方的「鎖鏈」，各方因對「節點」長期依賴而不知所措。企業無法正常運轉，加上資本市場動蕩，各經濟體的經濟金融風險陡然上升。這些現象不得不使一些國家重新思考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重組等深層次問題。為保世界經濟安全，如何鞏固和調校全球供應鏈，使之適應公共衞生等新非傳統安全挑戰？適當調校重組供應鏈，需要考慮建立平行或自成體系的供應鏈嗎？也就是上下游是否需要有替代方案（Plan B）嗎？這也是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龍頭需要認真研究考慮的大問題。

美國特朗普政府把中國定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積極推行「美國優先」，早已下手尋求對中國的「脫鈎」，特別是科技封鎖。如今，一些人更是迫不及待地利用Covid-19對全球供應鏈產生的短暫衝擊，鼓噪國際經濟格局和供應鏈的重構，為繼續其對華「脫鈎」戰略尋找「依據」。國務卿蓬皮奧和商務部長羅斯等美國官員，開始是借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鼓動美國製造業企業離開中國、回歸美國，之後是以供應鏈出現臨時斷供為藉口，繼續推進「脫鈎」戰略，敦促美國等西方企業「尋找替代供應商」。這實際上已經脫離了通常意義的經濟全球化範疇，在全球供應鏈中參雜了霸權國家對新興大國進行打壓、遏制的地緣政治考量，是十分有害的危險舉動。雖然美國尋求與中國「脫鈎」政策在真正全球化的框架內難以完全實現，但倘若以地緣政治來「毒害」全球化和全球供應鏈，全球化就會被扭曲，全球供應鏈也會脫離正常的軌道。

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需要世界各國齊心協力，是對全球治理體系、各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重大考驗，也引發了對不同的制度和模式利弊的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國有專家學者推出「資本主義衝突論」，把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宏觀調控+市場經濟」模式定性為「國家資本主義」，把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定為「自由精英資本主義」，強調資本主義已經「統治世界」，社會主義已經「皮之不存」，認為兩者均屬資本主義範疇。他們在承認前者有經濟增長較快特點的同時，突出後者包含的自由民主要素，抹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政治制度的獨特優勢，稱之為壓制個人自由。如果認同這樣的觀點，那麼美國在冷戰結束時宣稱的世界政治制度競爭的「歷史終結」和美國一家「傲視世界」的時代將長期持續也依然站得住腳。這顯然與歷史發展潮流和現實背道而馳。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年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沃倫等不僅自稱是「社會主義者」，其提出的競選綱領也含有大量旨在消除美國社會日益嚴重不平等現象的「社會主義內容」。

看來，關於全球供應鏈以及中國在其中作用的討論還將持續下去。我們當拭目以待，同時需未雨綢繆，對供應鏈重組的可能性及其方案做深入思考。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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