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雷諾茲：第三次大蕭條來了
冠狀病毒大流行已經引起一場空前規模的全球經濟危機。為延緩病毒傳播而採取的必要措施，導致了股市暴跌、全球貿易崩潰和供應鏈斷裂，並將金融體系推向坍塌的邊緣。這個大漩渦由疫情引發，然而說到底，其根源還是全球體系日益脆弱，無力克服2008年危機當中突顯出來的問題。如今，資本主義正面臨兩個世紀以來第三次動搖整個體系的危機，其經濟影響有望使1873年和1929年的大蕭條重演。與那些大衝擊一樣，此次危機也令全球經濟秩序有必要徹底重組。
由於生產性投資的獲利停滯不前，大量資金流入投機性泡沫市場。而一場大衝擊最終讓這些泡沫內爆，令賬面財富蕩然無存，並經由金融體系的傳導造成一連串崩潰。投資銳減，負債企業倒閉，大批工人被解僱。可悲的是，每一次的故事都令人難以置信地似曾相識。1873年，美國和德國興建鐵路的泡沫破滅，標誌全球資本主義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接下來的一場全球經濟衰退直到二次大戰時才結束。2020年，疾病大流行刺破了脆弱的債務和資產泡沫，這些2008年後堆積起來的債務曾支撐全球經濟的增長。
投機性泡沫是危機的表症，而不是起因。數十年的高速增長使全球經濟中的許多生產部門出現飽和，導致從鋼鐵生產到船運等各領域的產能大量過剩。這樣一來，生產性投資的利潤要麼停滯，要麼下降，由此引發人所共知的「逐利」，投資者被迫向高負債的公司和政府投懷送抱。就在這場危機開始之前的幾個月，全球債務負擔——其當前收益來自（虛構的）未來回報——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在所有這些當中，從股票市場到房地產市場，一切都被「完美定價」，哪怕美國和歐洲已經陷入製造業衰退。這場大流行撞上的全球經濟本來就是在刀口上保持平衡。
每一次資本主義擴張長周期的結束，都遵循着一種可以預見的模式。資本的過度積累令那些有利可得的投資被擠出，迫使私人投資者將目光轉向別處。對當時領先行業的投資——無論是紡織業和鐵路，還是汽車，還是計算機和信息技術——都被湧向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的投資所取代。就當前而言，這種能動性同樣驅使着一切，從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到瘋狂高估的美國科技創業公司，再到建立在高負債公司信用基礎上的衍生品。隨着疾病大流行照例使商業陷入停頓，各地資產泡沫背後的牛皮大話瞬間消失，期待已久的清算到來了。
可惜，對「V型復蘇」的預期只是一種誤導。即使在最好的時候，許多公司也沒有財力去承受數月乃至數年的收入銳減。而通常只有極少量現金儲備的中小企業，更是格外脆弱。如此之多的公司同時告急，使信貸市場處在了難以想像的壓力之下。同樣，無力為財政赤字融資的發展中國家正面臨創紀錄的資本外逃，這將不可避免地產生違約。危機之前巨額債務的積累，意味着假如政府不提供大規模、持續不斷的援助，那麼許多公司在封鎖措施解除之前就會倒閉。這也意味着更大的需求缺口、商品價格的進一步下跌以及更多的裁員。美聯儲宣布說，美國的失業率有可能達到30%，大蕭條時期的情況和經濟的持續低迷有可能再現。不幸的是，來自主要工業部門的民間預測證實了這一景況。
伴隨着危機的持續發展，我們將看到三大斷層進一步加深。首先，如前所述，由於出口需求枯竭，發展中國家將面臨嚴重的本幣壓力，並將被迫違約。其次，由於意大利瀕臨破產的銀行搖搖欲墜，主權債務危機將因歐洲缺少有效的經濟一致而再度出現，歐元區及其銀行體系將遭遇一場新的系統性危機。第三，隨着最弱的公司今年開始違約，公司債泡沫（主要在美國）將消退。在這每一場「迷你危機」當中，中國和美國都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決定它們是否以及如何錨定、重組全球體系。這是雙方不得不做的事情，與此同時，它們要應對國內危機，因為中國出口經濟陷入停滯，而美國靠舉債推動的經濟擴張終於自食其果。
正如1873年和1929年大蕭條告訴我們的，如此大規模的危機有其自身邏輯。在危機過程中，積累的資本統統化為烏有，公司倒閉，工廠關門，工資因失業而被大幅削減。但即使受到這樣的破壞，兩次危機後的經濟增長仍遠遠低於危機前的趨勢水平。確實，只有二戰那樣的破壞毀掉足夠多的財富，資本主義經濟才得以再度快速增長。可今天，沒有一個社會能承受無節制蕭條的衝擊，同時其政府和社會制度的生存不受到威脅。故此，我們也許會看到上世紀30年代實驗的現代版本：「新政」、「五年計劃」和法西斯社團主義，所有這些都意味着國家對經濟控制的明顯擴大。1873年和1929年危機所助長的保護主義和壟斷今天可能繼續加速發展。
2008年之後，中國通過刺激措施和基建項目為支撐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發揮了核心作用。而今天，來自中國的信息最多只是好壞參半。中國無法決定它是希望扮演傳統的債權人角色，還是讓這些權益服從政治的需要。而當必須在國內和全球層面採取果斷行動的時候，令人吃驚的無能和腐敗卻繼續牽制着美國政府。所以，在全球體系過渡的關鍵時期，卻存在着支配性領導力的真空。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探究兩個關鍵領域，其中的領導力只能通過範式轉變來提供。首先，我們將審視新興市場危機，重點是債務，以及美元/人民幣外交可能帶來的外交調整。其次，我們將更全面地審視經濟政策，探討中國和美國等主要經濟體要如何調整它們的經濟結構，才能度過經濟蕭條。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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