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香港需要怎樣的政治人才？

近日，資深媒體人郭金鋒又再撰文，除了一如既往吹捧新加坡外，還大談未來管治人才哪裡找，並提議香港應採用精英制、多在私人公司，專業界別找出人才、訂立政黨法和提升選舉經費上限，以及為持續學習、進修和培訓。可是不諱言的說，這些所謂建議，根本不能解決香港管治人才匱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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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郭金鋒提議採用精英制，但是何謂「精英」？是名校畢業？商界和學術人才？還是從基層做起，藉此累積豐富政治經驗的全職政治人？假如我們繼續沿用商業社會的「精英」標準選用人才，香港將永遠培育不到真正的管治人才，而是一批只懂坐在冷氣房內閉門造車的「冷氣軍師」，而他們由於自以為是「精英」，更會使他們變得離地而不知民間疾苦。

畢竟，香港過往所吹捧的「精英」，只不過是某行業或某領域上的人才，又或者是讀書考試能力較強的人，但是正所謂「術業有專攻」，一個考試能力高或某一行業的專才，不代表他們有從政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當這一群人以「精英」自詡之時，他們便會自以為高人一等，並因此而脫離群眾，最終炮製出一些背離民情的政策，因而釀成管治危機。

舉個例子：港府因新冠爆發第三波疫情，於是全面禁止食肆堂食。最初提議全面禁止堂食的，都是醫學權威。然而，政策推出之後，不少室外工作的打工仔無處用膳，因而招來不少抨擊，最終那些所謂的醫學權威又跳出來，批評政府全面禁堂食，政策亦在推出兩日後取消。

事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接受採訪時，慨嘆自己有時候好蠢，並以全面禁堂食為例，指自己推出政策前，沒想過室外工作、沒辦公室的打工仔怎樣晉膳，亦沒有人提出問題，直到政策推出後的第二日落雨，才察覺問題，最終取消全日禁堂食的政策。

問題回來了，室外工作的人會因為全面禁堂食而要在街邊吃飯，這是任何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人，都能察覺的問題，為何倘大一個政府，一大堆高學歷政府官員，再加上所謂的專家顧問團，都要等到政策推出後，出了亂子才察覺問題呢？

答案就是：所謂的「精英」在生活方式和心態上，早已脫離了民衆。與此同時，政府若像郭金鋒所言，把一些商界「精英」招入建制，用他們過往一直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心態參與管治，只會使到政策更加離地，因而有機會製造更多的政治危機。

至於制訂政黨法和增加選舉經費上限，更是跟培育政治人才沒有直接關連。中共當年沒政黨法，甚至在國民黨清黨逼害下成長，一樣能夠成功奪取政權；長毛梁國雄當年只用了極少的選舉經費，一樣取得了立法會議席。由此可見，政黨的政治人才培育，最核心的關鍵在於該黨的創黨宗旨是什麼，其政治信仰又是什麼，政府的管治理念又是什麼，而不是什麼政黨法，或者有多少的選舉經費。

然而，不論港府還是建制派在這麼多年以来，他們的政治信仰和論述又是什麼呢？能解釋清楚他們為何支持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對香港和國家又有什麼好處？香港要怎樣做，才能在五十年不變後，繼續維持一國兩制？香港現時最關鍵的深層次矛盾又是什麼？怎樣才能化解這些矛盾？

這些意識形態和政治論述上的問題，非建制派一直十分著重，所以他們的支持者大部份都有相對堅實的政治信仰。相反，港府及建制派一直都不著重意識形態和理論建設，又或者一直沿用着殖民地年代的重商主義，因而滯後於社會的發展形勢，亦因而缺乏招攬人才的道德感召力。

是故，什麼人才培訓、持續進修，這些都是旁支末節，問題的核心關鍵，在於建制本身的道德感召力。正所謂「德為先、能為上、行為善」，執政者的意識形態，決定建制本身的道德感召力，而感召力越高，便越能招攬到品格高尚、主觀能動性越高的人才；反之，便只能招攬一些自以為是，唯利是圖，甚至是兩面三刀的投機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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