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中美兩國公眾是如何看待兩國關係的？
作者：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2020年2月，在中美交流基金會的指導和贊助下，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完成了《中國公眾對美印象調查（2019年）》。這項民意調查由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設計和執行，邀請中國前駐美國大使周文重、中國日報社前總編輯朱英璜、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擔任顧問。問卷設計諮詢了幾位美國對華關係專家的意見。調查時間是2019年6月10日至7月6日。
在中美交流基金會的讚助下，由美國民調機構Prime Group編寫的《美國公眾對華態度調查》和《美國華盛頓專家對華態度調查》於2019年6月10日至20日在華盛頓完成，收到的公眾合格問卷為2401份，專家的合格問卷為200份。此外，雙方機構還存有2015年由Prime Group所做的同樣內容的調查，可資比較。同美方報告相似的是，中方報告的調查對像也區分為“一般公眾”和“北京專家”兩類。“一般公眾”（下文稱“中國公眾”）調查對像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40個城市的居民，共收到3216份合格問卷；“北京專家”包括單位地址在北京的黨政機關、高校科研院所、企業、事業單位，以及與美國有貿易、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合作交流的管理人員，共收到200份合格問卷。
本綜述旨在梳理中美各自報告中引人注目的發現，分析對比中美公眾關於對方國家的感受和對雙邊關係的觀察，解讀其中部分感受和觀點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在此基礎上，本綜述對中國人應當如何更好地處理同美國的關係提出一些思路。
（一）中國人對美國的認知
1.主要發現
問卷調查了中國人對美國的一般印象。在對美國的感受上，中國公眾和北京專家之間有一些顯著的差別。公眾對美國有好感的比例為21%。專家對美國的好感（32%）比公眾高很多。公眾對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的好感率是17%；而專家對特朗普的形象好感度是5%。
與對美國的整體好感度相比，公眾對美國領導人的好感度下降了19%，而專家對美領導人的好感度下降幅度更大（84%）。
在問到該用什麼詞語來形容美國和美國人時，公眾和專家選擇率從高到低依次是“軍事強大”“富有侵略性”“傲慢”“有創造力”，而很少有人認為美國和美國人“愛好和平”“遵守國際規則”，或“對中國友好”。如95.7%的教學研究者和80.6%的企事業單位人員認可美國有“強大的軍事”；90%的教學研究者和63.3%的企事業單位人員認可美國“富有創造力”。
雖然多數的中國專家和公眾都對美國及其領導人提出了一些批評和批判，對當下的美國對華政策十分不滿，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也十分敏感，但是，仍有77%的北京專家和56.7%的中國公眾認為，美國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是積極的。
就同一個問題，不僅公眾與專家的態度有所差別，而且這兩個群體內部也有不同的對美態度群體。以專家集體為例，黨政機關和教學研究事業單位人員這兩個群體在一些認知上就有較顯著區別。例如，認為美國“富有侵略性”的黨政機關人員的比例是90%，教學研究者是79.7%。認為美國“寬容”的黨政機關人員比例為6%，教學研究者是33.3%；認可“美國是朋友”的教學研究界人士比例為13%，而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僅為4%； 8.6%的教學研究界人士認可美國“愛好和平”，而黨政機關僅為4%；54.3%的教學研究界人士對美整體印象積極，而黨政機關僅為16%。
2.解讀
一般而言，專家比公眾更有機會親身接觸外國人和出國訪問，因此他們對外國的印像不像公眾那樣容易受到國內媒體的影響。專家對美國的印像不像公眾那樣負面，說明中國公眾同美國增加社會接觸，應當有利於他們更加全面地評價美國。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給中國公眾和專家的印象甚至比美國在中國的總體形像還差。
與對美國的整體好感度相比，中國公眾和專家對美國領導人的好感度顯著下降，這說明他們認為最近幾年中美關係經歷的一些波折，主要是美決策層的變化所致。我們進一步看到，相對於中國公眾，北京專家對美領導人的態度轉向負面的幅度更大（84%）。
中國公眾和專家對美既有批判，也在一些方面存在好感，這體現了公眾和專家對美態度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既反映了中美關係史的跌宕起伏，又凸顯了現階段中美關係在相互依存中進行戰略博弈的複雜性。
（二）美國人對中國的認知
1.主要發現
美方的調查報告了解了美國公眾和在華盛頓的專家對中國的印象。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好感度為21%；華盛頓專家對中國的好感度是9%。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整體好感度和中國公眾對美國的整體好感度一樣，都是21%。而華盛頓專家對中國的認知（好感度為9%）卻比北京專家對美國的認知（好感度為32%）負面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近年來中美關係明顯下滑，但同2015年的同一項調查相比，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沒有變化。美方調查報告顯示，“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90後”（Gen Z）的青年人對中國的好感（31%）高於上一代美國人。
但是，華盛頓專家對中國的好感從2015年的16%下降到了2019年的9%，而不良印像從2015年的61%上升到2019年的76%。這一轉變顯然同中美關係的惡化有關。美國公眾對特朗普的支持度是32%。華盛頓專家對特朗普的好感度只有22%。
關於形容中國和中國人特點的詞語，美國公眾選擇最多的幾項依次是“軍事強大”“富有侵略性”“勤奮”“有創造力”，而美國公眾裡認為中國“對美國友好”“愛好和平”“遵守國際規則”“寬容”“誠實”“對生態環境負責”的都少於20%。華盛頓專家對上述詞語的選擇，比公眾還要負面得多。居然有高達82%的華盛頓專家認為中國“富有侵略性”；專家中只有3%認為中國“對生態環境負責”，2%認為中國人“寬容”，1%認為中國“遵守國際規則”，1 %認為中國人“誠實”。
2.解讀
更值得注意的還有兩點，一是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好感明顯高於華盛頓專家，顯示出公眾對美國主流媒體和智庫“抹黑”中國的輿論接受程度並不太高；二是美國公眾對特朗普的認可程度遠遠高於華盛頓專家，後者對特朗普的印象普遍很差。正如後文將要顯示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人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態度。
華盛頓專家對中國的負面評價比美國公眾更多，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我們通常以為，美國人對中國存有偏見和誤解，原因在於他們對中國了解不夠深入。其實，美國人跟中國人的接觸增加，對中國的了解增加，未必會對中國人和中國產生更多好感，反而可能因熟悉而產生更大的懷疑甚至負面判斷。在研究政治和國際關係的美國專家中尤其如此。
（一）中國人眼中的中美關係
1.主要發現
關於中美關係現狀的總體評價，56%的中國公眾持負面看法，只有14%的公眾認為中美關係還不錯。北京專家對中美關係持負面看法的高達72%，正面評價的只有3%。
在問及中方對中美關係和美國問題的主要關切時，77%的公眾和90%的專家提到貿易摩擦，65%的公眾和56.5%的專家關心網絡安全問題，22%的公眾和24.5 %的專家關心美國對朝鮮的政策，22%的公眾和21.5%的專家關注美歐關係，23%的公眾和21%的專家關注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和槍支管制，15%的公眾和27%的專家關心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只有18%的公眾和11%的專家關注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至於對中美關係和美國國內政治問題的熟悉程度，79%的公眾和91%的專家回答他們熟悉雙邊貿易摩擦，60%以上的公眾和專家知曉美國和朝鮮領導人的雙邊會晤、美國國內關於槍支管控問題的爭論、中美網絡安全問題、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問題等等。51%的專家熟悉或比較熟悉美國對朝核問題的立場。
關於哪個國家應對中美貿易摩擦負更大的責任，80%的公眾和75%的專家指向美國，3%的公眾和專家認為中國應負主要責任，13%的公眾和14%的專家認為雙方應負同等責任。
至於哪個國家從中美貿易額增加中獲益更多，31%的公眾和22%的專家認為中國獲益多，18%的公眾和16%的專家認為美國獲益多，34%的公眾和38 %的專家認為雙方的獲益是均等的。
近半數的中國公眾（40%）和專家（43%）相信美國經濟增長對中國有利，近四分之一的公眾（24%）和極少數專家（8%）認為有害，49%的專家則持中間立場。67%的公眾和72%的專家認為中美共同利益將雙邊關係推向合作，28%的公眾和17%的專家認為中美利益競爭將導向衝突。
絕大部分公眾（87%）和專家（84%）贊成十九大以來中國政府處理中美關係的方式，只有9%的公眾和7%的專家表示不贊成或不大贊成。只有20%的公眾和5%的專家表示信任美國領導人對中美關係的處理，不信任美國領導人的公眾和專家分別是52%和63%。
2.解讀
絕大多數中國公眾和北京專家觀察中美關係的角度和立場，同中國政府和主流媒體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絕大部分受訪者都相信，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大於分歧，中美經貿關係的穩定發展對雙方都有好處，美國是中美貿易戰的始作俑者，美國領導人處理對華關係的態度是不可信任的，而中國的對美政策符合中國利益。
從本次調查可以看出，中國公眾比專家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更偏向樂觀，對特朗普政府處理對華關係的信任度也比專家高。我們對這一微妙差別的解釋是公眾和專家的信息來源有差別。至少在2019年6月以前，中國主流媒體不願多放送消極信息，給人們的感覺是“美國對華政策轉變只是暫時的”，主流媒體更不願直接批評美國主要領導人。但是，專家可以通過直接接觸美國人和美國媒體，了解中美關係的真實現狀，因此相對悲觀。這同上文指出的華盛頓專家比美國公眾對中國所持反感更多，有著類似的原因。
在此要提醒讀者註意的是，由於在執行調查時（2019年6月至7月），中美貿易摩擦處在激化狀態，而美國對華政策涉及的某些其他問題，如中國香港、新疆、台灣地區、人權等問題，尚未充分顯露，中美“技術脫鉤”等問題也還沒有被炒熱，因此問卷設計沒有包括上述議題。如果今天重新設計問卷並重新調查，受訪者的反應可能會同本次調查結果有所差別，多半會更為激烈地批評美國。
（二）美國人眼中的雙邊關係
1.主要發現
關於中美關係現狀，只有15%的美國公眾和2%的華盛頓專家做出了正面評價，專家的正面評價比2015年的同一項調查結果下跌了30個百分點；35%的公眾和42%的專家沒有給出確定回答。
在問及美方對雙邊關係和中國問題的主要關切時，53%的公眾和69%的專家指向貿易摩擦，41%的公眾和58%的專家指向網絡安全問題上的分歧，34%的公眾和35%的專家關切中國環境污染，17%的公眾和42%的專家關切知識產權保護。公眾和專家不那麼關切的中國事務包括同鄰國的邊界糾紛、新疆、網絡管控、台灣、腐敗等問題。一半的公眾擔心中國影響美國國內政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青年一代公眾對中國環境污染的關切僅次於貿易摩擦而高於其他問題。
至於對中美關係和中國政治問題的熟悉程度，57%的公眾宣稱他們了解貿易摩擦，其次熟悉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49%）、網絡監管（47%）、同中國的網絡安全紛爭（ 44%）、台海形勢緊張（37%）等等。
關於哪個國家應對中美貿易摩擦負更大的責任，在受訪公眾中，21%認為美國應負更大責任，23%認為中國應負更大責任，39%認為雙方應負同等責任。在專家中，這三個數字分別為22%、35%、39%。有意思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共和黨專家（63%）和極少數民主黨專家（9%）將貿易摩擦歸咎於中國，而接近半數（46%）的民主黨專家認為美國應為中美貿易摩擦負責。
至於哪方從中美貿易額增加中獲益更多，認為美方獲益更多的公眾和專家分別佔18%和22%，認為中方獲益更多的分別佔22%和35%，認為雙方平等獲益的分別佔37%和39%。
有29%的公眾相信中國經濟增長對美國有利，19%認為有害，51%不持立場。39%的公眾認為中美共同利益將雙邊關係推向合作，而32%的公眾認為中美利益競爭將導向雙方的衝突。
公眾對特朗普政府處理對華關係的認可度只有37%，而專家的認可度低至27%；不贊成其對華政策的公眾有44%，專家有71%（45%非常不贊成、 26%比較不贊成）。其中67%的共和黨專家認可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99%的民主黨專家和75%的獨立人士不認可，表現出黨派意見的嚴重對立。
對於已經出現的中美貿易戰，只有17%的公眾和8%的專家認為它會對中美貿易關係起促進作用，而高達50%的公眾和84%的專家認為它會對貿易關係起破壞作用。
美國公眾對中國領導人能處理好中美關係的信任度為15%，專家對此的信任度只有4%，認為不可信任的專家多達68%。
2.解讀
在對中美關係現狀的評估方面及對中國國家領導人的信任方面，華盛頓專家比美國公眾的看法更為負面。在這一點上，美國和中國兩份報告的發現是類似的，即專家比公眾的觀點更為尖銳。
這部分調查中，有三點發現給人以很大衝擊。第一，大部分美國公眾和專家都沒有將雙邊貿易摩擦的主要責任推給中方。有五分之一的公眾和專家認為美方應負主要責任，而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認為雙方應負同等責任。這同中方調查中絕大多數人將貿易糾紛歸咎於美方形成鮮明對照。一種合理的解釋是：客觀地說，貿易戰確實是美方挑起、中方應戰的；不過，認為中方應負主要責任和雙方應負同等責任的美國人大概會爭辯說，中方沒有對等開放市場、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不夠等，導致特朗普政府對華髮動貿易戰，因此中方也是有責任的。
第二，美國公眾和專家幾乎一邊倒地不贊成特朗普政府處理對華關係的做法，更不贊成同中國打貿易戰。我們提供的解讀是：首先，特朗普總統在美國公眾中威信不高，在專家中聲望更低，所以大家對他的對華政策（以及其他政策）自然會有嚴重的不同意見。其次，我們注意到，共和黨同民主黨的調查對象之間，態度差別很大，共和黨人有相當多特朗普政府對華立場的支持者，而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正好相反。最後，反對特朗普政府處理對華關係方式的美國人，到底是認為它的對華立場太強硬，還是嫌它太軟弱，在這個調查中並沒有反映，可以推測兩種偏向都存在。
第三，這一報告突出地反映出，無論是公眾還是專家，美國人都高度關注中國的環境保護問題，青年人的關切更為嚴重。相比之下，中方受調查者很少關注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全球治理問題。在中國國內的輿論宣傳中，這些問題也遠遠不及經濟增長受到的關心多，反映了中美公眾對所謂“後現代”問題的認知差異。
（一）中方的期待和建議
2019年夏季的調查表明，超過一半的中國公眾認為中美關係在未來10年將會改善，有23.1%的公眾認為中美關係將會惡化，還有近四分之一的公眾認為未來中美關係與現在差不多。北京專家的預測要悲觀一些，35%的專家認為中美關係在未來10年將會改善，低於公眾的預期；23.5%的專家認為將會惡化，還有近40%的專家認為未來中美關係將維持現狀。在回答是否擔心美國對中國國內政治產生影響的問題時，68%的公眾表示擔心。
超過一半（54%）的中國公眾認為中國應當保持與美國的接觸與合作，40%的人認為應當限制美國的全球影響力。59%的專家認為中國應當保持與美國的接觸與合作，25%的人認為應當限制美國的全球影響力，16%的人表示不確定。這表明專家比公眾更希望保持中美合作而不是削弱美國的影響。
佔壓倒性多數的中國公眾（69%）和北京專家（76%）認為中美在教育和技術領域發展或維持合作使雙方都受益，因而應當加強，只有19%的公眾和5%的專家認為中美教育科技交流對美國好處多於中國，所以應當削減。
對公眾而言，支持中美各自的國家利益將導致兩國走向合作的三條最重要理由是：（1）合作總比對抗對雙方有好處；（2）合作有利於鼓勵中國繼續經濟制度的現代化；（3）將為全世界樹立一個榜樣，表明潛在對手國家能夠避免對抗。
多數中國公眾和北京專家認為，美國已經或者能夠採取的最好行動是：（1）在政治、經濟、環境、文化等議題上同中國合作；（2）投資於科學技術；（3）為全球經濟增長和穩定作出重大貢獻。
（二）美方的期待和建議
關於中美關係的預期，29%的公眾和32%的專家相信10年後雙邊關係會得到改善，而43%的公眾和32%的專家認為會比現在更糟。
34%的美國公眾和37%的華盛頓專家希望對華教育和技術交流得到促進或保持現有水平，29%的公眾和29%的專家覺得對華教育和技術交流對中國的好處更多，所以應當減少。
公眾中的39%和專家中的36%認為應該促進雙方在國際上的交流與合作，32%的公眾和29%的專家認為應當設法降低中國在海外的影響。
儘管雙邊關係發生了消極變化，美國公眾和專家仍然將下述看法和建議，按照在他們心目中的重要性排出了順序：（1）美中兩國應當在諸如氣候變化、人工智能、反恐、防止朝鮮擴大核武能力等共同利益問題上尋求合作；（2）作為世界上經濟總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國家，美中兩國從合作中獲得的利益要比從衝突中獲得的好處大得多；（3）兩國政治制度、歷史、文化有差異，但相互合作比相互為敵手更為重要。他們還普遍認為，美中兩國在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合作，將減少它們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在問到中國已經或者可以採取的積極行動時，美國公眾排列的重要性順序是：（1）同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防止朝鮮擴張其核武器計劃；（2）大幅度減少貧困人口，創造強大的消費市場，可以購買更多的美國商品和服務；（3）投資於科技，推動創新，造福整個世界；（4）在政治、經濟、環保、文化領域同美國合作；（5）採取步驟使美國企業更自由公平地進入中國；（6）加入巴黎氣候協定，採取步驟減少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華盛頓專家列出的順序基本相同，但增加了“推行政治改革和擴大自由”。
（三）對雙方期待和建議的解讀
比較而言，中國公眾對未來10年中美關係的期待值最高，而北京專家、美國公眾、華盛頓專家相對悲觀。可能的解釋是，中國公眾對本國實力發展的預期較好，而其他幾類人群看到目前雙邊關係下滑的趨勢難以在短期內逆轉。這一發現也說明，無論特朗普2020年是否連任總統，中美關係的困難局面都可能延續，對此應當有思想準備。
中國公眾和專家對於同美國在各個領域合作（特別是促進教育與科技交流）的熱情很明顯地高於美方。一方面，這一反差說明中方人士並未因美方近年來為雙邊合作製造的障礙而感到過分失望，仍然希望維護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美方對合作交流表現出相對消極的態度，也提示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中美經濟與技術“脫鉤”的危險。
中美雙方的問卷都涉及關於對方國家應採取何種積極行動以促進合作的建議。可以看到，中方的建議更多是原則性的，而美方的建議更加具體，聚焦於希望中方在朝核、環保、氣候變化等問題上響應美方的呼籲。
我們認為，中美交流基金會主持的這項2019年中美關係民意調查，很有必要，恰逢其時，其調查結果對關心雙邊關係和兩國外交的政府部門、智庫、學者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對現有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解讀的基礎上，我們歸納出以下結論：
第一，中美雙方在兩國關係的主要問題上觀點嚴重對立，戰略互疑增加，相互好感減少。同中方相比，美方對雙邊關係現狀的評估和未來發展的預期都較為負面，預示著短期內中美關係難以好轉。
第二，對未來10年中美關係的預期，表示樂觀的中國公眾是表示樂觀的美國公眾的1.75倍，而持悲觀態度的美國公眾和專家的比例，遠遠超過持悲觀態度的中國公眾和專家的比例。在近年來美國對華態度越來越消極的趨勢下，中方對美國的期待仍然較高。這種現像對中方來說可能是一柄雙刃劍：一方面，中方人士認識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和對美政策保持穩定的必要性，因而支持中國政府對美政策立場；另一方面，由於對雙邊關係惡化的可能性及其消極後果估計不足，又可能缺乏相應的思想準備，一旦出現嚴重危機，中方可能應對失當。
第三，美方對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持較為強烈的批評態度，而寄希望於中國經濟發展和投資環境改善給美國帶來機遇；美方的不滿也集中於網絡安全、知識產權、市場開放等方面。中俄軍事合作、南海、台灣、人權等地緣政治和中國國內敏感問題並未受到美方很大關注。這一結果說明，美方民間社會對中國的關切同政府和國會是有區別的，他們更關心同本國利益有關的問題。因此，經貿合作仍可成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在對美國公眾和企業界做工作方面，中方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
第四，美方對中國採取積極行動的主要期待，集中於協助國際社會解決朝核問題、改善中國的生態環境、參與氣候變化治理。建議中方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同美方加強溝通，尋求更為緊密的政策協調。中方在同美國人“講中國故事”的時候，不能只講物質生活的進步，而更應強調中方在生態文明方面所付諸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顯著成績。同時中方應當真正重視氣候變化議題，通過同世界各國合作，發揮中國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的引領作用。
第五，鑑於美國的中青年比上一代人對中國持有更為積極的態度，尤其在環境保護、氣候變化、技術進步等方面對中方有更高期待，中方應高度重視這些問題，努力同美國中青年增加接觸。
第六，美方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對特朗普對華政策和中美貿易摩擦的態度差異明顯。共和黨人傾向於將貿易摩擦歸咎於中國並更多支持特朗普的強硬對華立場。特朗普政府三年多來在對華關係中“開倒車”的態勢，應使中方對當前美國政治極化產生的效應做出清醒估計，審慎評估2020年美國大選過程及其結果對中美關係的影響。
最後，令人欣慰的是，儘管立場觀點和觀察角度差異很大，中美雙方的調查對像都不認為雙方的戰略博弈是零和性質的，都贊同“合則兩利、鬥則俱傷”的道理，表達了增強合作、避免衝突的強烈願望。中方要繼續保持戰略定力，不能喪失耐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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