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尋找「中間」的故事

面對撕裂對立的社會環境，身處壁壘分明的政治世界，愈來愈多有識之士希望凝聚「中間」的市民，建立一股「中間派」力量。但在這段尋找「中間」的旅程中，往往若得若失，感到疑惑。在這時，不如停下想想，大家在找的這個「中間」是誰？

大致而言，「中間」派有三種。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各自的意義又會有所不同。

第一種是「沉默大多數」，即是以往對政治參與不多，積極性不高，比較被動的一群市民。他們在過往一直是選戰爭取的對象。以一個實際場景為例，2016年香港的18歲以上人口大約有620多萬，2016的登記選民有約380萬人，而當年的立法會選舉的投票人數有約220萬（投票率58.28%）。這當中的「沉默大多數」可分兩個層面，一層為未登記為選民的人（620-380=240萬人）；二層為沒有投票的選民（380-220=160萬人）。針對這兩層「沉默大多數」，也有兩層做法，一是鼓勵登記選民，二為鼓勵選民投票。

然而，如今「沉默大多數」的發展空間已接近見底。在2019年香港18歲以上人口大約有640萬，當年的區議會選舉中，選民已有約410萬人，比2016年增加約30萬人，而投票人數有超過290萬人，比2016年增加約70萬人，投票率亦由58.28%增加至71.23%。2020年的最新選民人數已接近450萬人，比2020年再增加近40萬人。可以推測，過往的「沉默大多數」已不再沉默，已準備有政治表態，剩下的很可能是「大多數沉默」地與政治隔絕。況且，這種人由於過去「沉默」，表態未明，故且先假定其為「中間」，但根據2019年的經驗，當他們表態時，卻非「中間」，而是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故此，「沉默大多數」作為中間派的路向已經難以持續。

第二種是「遊離票」，即一些選民過往有投票，但沒堅定的政治立場或政黨偏好。這類選民會因某類議題的取向而投向某一邊，甚至乎為了平衡政治狀態而作出投票，或「策略性投票」。去年的區議會，呈現「報復性投票」（revenge vote）的現象，當中就有這類選民的參與：他們為表示對政府建制的不滿，在不顧候選人實況下，將票投向任何非建制派，以向建制報復，在「單議席單票制」下造成建制慘敗的結果。

這類選民的特性在於比較情緒化，較可被說服（persuasive），甚至較易被操控，但難處在於要精準找出他們，而且成本不菲。在美國2016大選、英國脫歐公投這類大型關鍵政治工程中，就動用了micro-targeting 甚至nano-targeting的技術，找到這些人，以遊離票造成顛覆性結果。（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看看紀錄片《以私謀權》（The Great Hack）。）但是，由於此法有技術門檻，且有倫理問題，可靠性不高。 

第三種是「第三條路」，即是一群市民，他們關心政治，亦對公共議題有一定的想法，而對現有左右兩端的政治主張卻不以為然，希望有可以超越的第三種主張。這種可說是中間派的「王道」，不偏不倚，且立場鮮明。然而，王道往往不易走，最基本的是如何立論定調。香港過去嘗試「中間路線」的人，都不太成功，其中一個關鍵在於他們在A、B兩種極端中，提出「非A、非B」的方針，結果是面目模糊，難以爭取信任。英國貝利雅當年在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指導下，在重視責任的左派與重視權利的右派之外，提出同時重視「責任」與「權利」的「第三條路」，這種「A+B」的方法，成功突破二元對立，取得一定成績。

然而，這個「A+B」的「第三條路」，有如主張「瀨尿蝦」+「牛丸」形式的新做法，有一些前提，一是兩派有混合的可行性，二是有一強力的政治力量（如有食神的本錢+火雞的江湖地位）將其結合，否則只會落得兩面不討好，兩面不是人的下場。面對如今的政治環境，「中間派」必須有政治判斷的智慧，知道有些政治主張不能「混合」，與其用「A+B」的形式，不如直接提出C，C=Common，尋找共同價值、共同利益、共同議題，反而有一線生機，值得一做。此處所說「尋找」，是要運用民調等研究工作，掌握民意的最大公約數，多算多勝。

尋找「中間」的故事本身反映的是社會開始厭倦紛爭，明白求同存異、以和為貴的價值。但在政治現實中，尋找「中間」的故事有點童話，需要勇者，以智慧分辨三種「中間」，以技術設計路線，再以決心將旅程走下去。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